由此可见，对于所谓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个理论，朱熹并没有反对，但是也不是全然支持。
程朱理学真正被阉割是在满清的时候，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吕留良在满清统治下的遭遇。
许多人知道吕留良是因为满清的文字狱，知道他是一个有强烈反清复明的民族思想的人物，死后被清廷挫尸枭示，但未必知道吕留良本身恰恰是一个程朱理学最坚定的信奉者与宣扬者。
在吕留良看来，程朱理学和儒家观念本身就提供了批判君主专制和异族统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学中批判私心，批判功利，其矛头所向不是平民百姓，恰恰是君主和官员等统治阶层。
而吕留良所说的“汉唐以来，人君视天下如其庄肆然，视百姓如其佃贾然，不过利之所从出耳，所以不敢破制尽取者，亦惟虑继此之无利耳。原未尝有一念痛痒关切处耳。”这种说法已经类似于一些解放后一些政治教科书中的说法，即皇帝是地主头子之类，就算对百姓好，也是为了维护自己长远利益云云，“所以不敢破制尽取者，亦惟虑继此之无利耳”。
至于“自天子以至于一命之奉，皆谓之天禄。天禄本于农，禄自农生”，那已经等于是说皇帝和官员的俸禄其实都农民供给，是农民养活了他们。
严格说来，吕留良对程朱理学进行的这种解释和阐述，并非是他个人的发明，而是程朱理学的本义所在，而且在明代，许多知识分子也都是这样来理解程朱理学，并且以程朱理学为根据，对皇帝的行为进行种种规范约束，甚至直接指责皇帝，漫骂攻击皇帝，只是吕留良的阐述显得更为通俗而已。
只是,理学对君权的制约，明朝皇帝容得下，满清的皇帝却容不下，他们要的是绝对的君权，是不受制约的最高权力。所以，理学就被满清的皇帝们阉割你，你一道，我一刀，其中以乾隆这个伪学者最狠，通过编纂《四库全书》，将大量不符合统治需要的文章、文献统统烧毁，不得不说是中华汉文化的一场大浩劫。
崖山人现在所做的，就是邀请在新华夏甚至大明境内的着名儒家大师，全面解读儒家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整出一个新儒家。
比如儒家的“五常”指“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道：
仁，仁省，人人心德也。心德就是良心，良心即是天埋，乃推己及人意。所以仁者爱人，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宽裕温柔，仁也，等等。
义，义者，宜也，所当做就做，不该做就不做。见得思义，不因果滥取不义之财物。所以引发为羞恶之心，刚义之气，义也。
礼，进退周旋得其体，乃是正人身之法也。尊卑长幼有序，处事有规，*不犯，不败人伦，以正为本，中正之态，礼也。
智，智者，明白是非、曲直、邪正、真妄，即人发为是非之心，文理密察，是为智也。
信，信者，就是「言出由衷，始终不渝」。诚心之意也，以诚居心，必然诚实。处世端正，不诳妄，不欺诈者，是为信也。
因此，仔细读来，五常不过是为人基本的处世之道，只要不是居于极致，并无不妥，因此崖山人大体都是采纳了。
另外，崖山人又吸纳了汉初公羊儒的部分理论，比如大一统（全国一统）、大居正（恪守正道为贵）、大复仇等等。大复仇最有意思，最体现大复仇的原儒精神的，那就是忠君是有条件的，所谓君臣“义合”，父子“天属”。公羊儒认为，君主违“大义”，则臣子亦可行其道。正所谓君王之仇可复，君王之恶可诛。体现出对君主或者说是ZF权利的一种制约。
崖山人又掺以自己的私货，主要就是将人性、人权、民主等后世思想体现了进去，形成了所谓的新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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