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地人口，是关乎三国统治根基的核心问题，在此事上，他们也不敢怠慢，至少当下，在中央权威强盛，掌握着“人口武器”，对他们具备深刻而重大的影响，根本不敢跳反。毕竟，所处环境不同，面对的敌人与形势也不同。
相比之下，只有安东国是油盐不进的了，刘文济的那些关系梳理、宗藩条例、利益收买，对安东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安东体系，已然成熟完善，也早已形成了一套适应其发展的运转机制，不管朝廷这边怎么变，安东那边能够改变的地方，实在不多，尤其在安东王刘文渊统治的情况下。
因此，对刘文济的那一系列意见与措施，刘文渊是最冷淡的，从头至尾，就没有认同的点。但是，当其他诸王都被刘文济一一摆平之后，安东这个名义上的诸国之首，其意见并不是那么重要了。
说起来，在大小封国之中，与其他国家往来频繁、扶持为伴不同，安东国是有些独来独往的，与各国的关系并不紧密。别说中亚、南洋各国了，就是邻居的饶乐国，关系都不是那么好，两国边境上时有冲突，安东的军商民时有入侵，根本原因，还在于世祖皇帝当初封国时把安东在纳河平原的那部分熟地分给了饶乐。
核心法条之中，还有诸如海内外封国民，在汉则必须遵守帝国法律，如有逾制违法，必以汉法处置。这是最早的“法条”之一，但被刘文济重复提及，针对就是安东国，因为就属于安东的商民最不守规矩，最好侵犯帝国官民利益。
另外则是，再度强调，藩属国之间，不得任意攻伐，如有不可调合之矛盾，也需上表中枢，由朝廷进行论断。擅启兵戈者，将受到帝国及大小封国共同打击。
这一条，显然是为康居灭于阗之事，再打一道预防针。不过，能够预防多久，就得看时势变化了，毕竟，所有条制约法，归根结底，还是建立在强权与实力上的。
一旦中枢权威不在......当然，提这种可能，本身就没有多大意义，这套“新法”本身就是在帝国强盛时期的背景下制定的，这也是能够推动并实行的基础。
但不论如何，就在一个不那么和谐的过程后，帝国中央与封国正式缔结了这么一套崭新的“帝国宗藩条制”，奠定了一个全新的中、东亚格局。对整个世界而言，面对进一步放开限制，获得更大自主权的南北封国，也将迎来他们更自由、深入的探索与征服。
至于这套规则以及围绕着它形成的世界格局，究竟能够持续多久，很难下个定论，但绝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被推翻的，毕竟是中央皇帝与诸王共同盟誓的，背约的人也很难抗住来自整个帝国意志的反噬。
同时，它也必将伴随着中央帝国的兴衰变迁而变化，直到下一波历史浪潮的涌来，再也经受不住冲击而无法维持，但在此之前，它对整个世界历史的影响，已然形成事实，这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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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这次大会的结果，显然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总有觉得自己损了、亏了，甚至被打压的。比如安东王刘文渊，脸色深沉，一言不发，但是个人都能感受到他内心的不满与不甘。
又如九江王刘晅，这个由符惠妃所生的世祖皇帝第十五子，就如过去一般，像个被宠坏的孩子一样，找到皇帝大侄子，委屈巴巴地表示，他的封国，都是不毛之地，蛮夷所属，难谈产出，他这个国王都没见识过是何模样，实在无法依约向朝廷进贡，希望朝廷能够宽限些时间，等他的封国像其他兄弟之国一般发展起来，再行朝贡......
大汉帝国的这些封国，实事求是地讲，相互之间的差距的确是很大。有的已经征服无数，拥兵十万计，有的仍停留在名义统治上。
就如九江王刘晅，他的封国可是在菲律宾岛上，那里的条件可比刘曜在棉兰老岛上的封国要好多了，但自太宗分封以来二十多年，刘晅根本就没有好好经营，除了派了些家臣、扈从前往之外，再无其他动作。
毕竟，开荒的事情，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又辛苦，还容易死人，哪怕到如今，刘晅那所谓封国的秩序，都是邻居北鲁国帮忙维持着，也只停留在一个极低的水平。
按理说，作为符惠妃的儿子，在国有符氏的底蕴，在外还有刘曙这个胞兄的帮衬，日子应该可以过得很滋润才是了。事实上也是如此，只不过他的精力，并没有放在自己封国的经营上。
在帝国外贸事业的版图上，九江王府是有一席之地的，由王府总领的海商船队，凭借着过硬的背景与关系，可谓是纵横江海大洋，奔波于大汉与南洋诸国之间，近三十年下来，赚取了不菲的财富。
而以刘晅的积累，再加海上往来的经验，开国建制的启动资本总归是足够的。要知道，原始荒蛮如棉兰岛，只是在许昌王刘曜的遥控指挥下，虽然也未成邦立国，但也开辟了几处聚居点与贸易点，筑起了一座“主城城镇”，并建立起了基本的行政管理秩序，成功将大汉文明的光辉播撒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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