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条路叫吏部阙，这个权利归审官院和吏部。
一些不太重要的职位如在京库务、寺、监丞的职位，可以通过这种渠道获得。
但是别去找官员请托，找小吏更加方便。因为吏部官僚选任条目过于纷繁，连长官都搞不懂，只能倚赖胥吏来完成。
这就导致贿赂的问题非常突出，胥吏们的好机会来了。
或是曲解条文，或是修改簿籍，上下其手，徇私舞弊。
南宋“无五百千，莫近临安。”的说法，就是这么来的。
第三条路叫堂除，由宰相控制的中书门下负责一些职位的安排。
这些职位都比较高级，而且堂除禀承“为官择人”的原则，相对不泥于资格，比较灵活，宰执的个人意见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比如陈执中给王安石安排的群牧判官，度支判官，就是这种。
如果宰相的人品不怎么样，堂除会变成相臣们党同伐异、弄权舞弊的工具。
吕夷简，文彦博，陈执中，王安石，都因为塞亲属或者私人，遭到过猛烈的弹劾。
最后一条路，就是皇帝了。
也是两条路。
高级、核心臣僚的任免，裁断权则掌握在帝王手里，即“特旨除授”，针对老臣。
而新人，只有状元榜眼探花，或者制举出身，才算是天子门生。
担任一任通判、签判就被召回京师授予清要职务，一般都是修起居注，知制诰起步，算是前边那堆人的预备队。
这就是三苏制科出来后，宋仁宗夸口说今日为子孙寻得三宰相的原因。
这两条路，是最安全，最清要，投入产出比最高的。
有时候两条路也是一条路，比如晏殊晏相公，自己做着宰相兼枢密使，女婿富弼做着枢密副使，要辞职宋仁宗还不同意。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君臣关系了，这是玩伴加同学，战友加基友的关系。从小到大一路陪伴刷出来的人品。
从法律文本上看，这是一套完美的制度，但是从实践中看，这套看似颇为全面严密，体现循序渐进原则，满足了大多数官员期待公平愿望，符合大宋一贯求稳风格的制度，执行起来和最后得到的效果，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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