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以后，就在不少人还沉浸在对汪曼春那残酷的刑讯手段而感到恐惧和愤怒的时候，《清乡日报》便又在最新一期刊登了由柴山兼四郎亲笔所写的《告杀人真凶书》，并以此作为对重庆方面以及蒋先华的最后通牒。
很是直接地表明了日方的态度，即：只要策划并实施了此次刺杀的蒋先华主动向日方投桉自首，那么日方就会网开一面，释放其他被捕人员。
这下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顿时就引起了上海各界上到政府高层，下到贩夫走卒的全民大讨论。
当然，绝大部分的人都不太相信日方会说到做到，所谓的“释放其他被捕人员”，不过是无计可施之下，为了引出刺杀事件的主谋自投罗网的诡计圈套罢了。
也有不人公开对此表示了反对，认为这样就是在向重庆方面低头，其中态度最为坚决，反应也最为强烈的，就属现任特务委员会主任，李士群了。
只有极少数的人看穿了日本人的阳谋，但却出奇一致地保持了沉默，其中就包括此前一直保持高调的汪伪南京政府，少有地没有对此事发表任何言论，但隔岸观火的态度却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了。
而就在那所谓的“最后通牒”公开发布的三天以后，《清乡日报》又刊登了一封蒋先华用秘密手段送到报社的亲笔信。
这信的内容也更加直接，只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条，日方必须信守承诺，不得言而无信。第二条，立即解除全程戒严，恢复常态。最后一条，日方需在外白渡桥上搭一个灵棚，以告牺牲同志之在天之灵。
并承诺，如果日方答应了这三个条件，他就会主动前往灵堂，当着所有人的面投桉。
这下压力又再一次回到了日方身上，然而仅仅过了半天，《清乡日报》便又紧急刊发了号外，公开宣布日方已经接受了蒋先华开出的三个条件。
于是当天晚上，外白渡桥上就搭起了灵棚，还专门从静安寺请来了一众和尚，为那些死去的渝方特工超度。
而且为表诚意，特高课甚至还率先释放了一批在押人员。
唯独在解除全城戒严时，遇到了阻碍，而阻碍的根源则是来自进来名声大噪的“女魔头”汪曼春。
当然，如果只是一个汪曼春，柴山自然不会将她放在眼里，但她背后则有着南造云子的支持，而南造云子的背后更是站着一尊军衔比自己还要高出一级的大佛，土肥原贤二！
为此，柴山不得不亲自跑到了宪兵司令部拜会，然而结果却碰了一个软钉子，非但没有见到土肥原贤二的面，还不得不被迫接了个帮忙找孩子的差事。
尽管此举招致了柴山手下的藤田刚的极度不满，但在日本内部森严的等级制度下，也不得不硬着头皮照办。
故而那些原本在一天以前还满城搜捕抗日分子的队伍便统统摇身一变，变成追查被掳走的孩子下落的队伍了。
然而一晃两天过去，无论是汪曼春手下的日本宪兵，还是76号由吴世宝带队的行动大队，亦或是藤田刚从公共租界内召集的各国巡捕，在经过了一遍又一遍地毯式的追查之后，却仍旧没有找到半点有用的线索。
柴山心里很清楚，这件事只要一天没有结果，那蒋先华就晚一天前投桉自首，自己完成任务的时间也会延长一天，这对于自己这个临时的警务处副处长来说，可不是一件好事。
于是柴山便决定加派人手，并亲自去了一趟公董局，组建了一支规模更加庞大的联合追查队伍，甚至还开出了三万日元的巨额悬赏。
要知道这可不是那如同废纸一般的军票，而是实打实的日元，而这个时期，四日元就能兑换到一美元，因此三万美元对普通人来说绝对是几辈子都挣不到的一笔巨款了。
正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在如此巨大的诱惑面前，柴山坚信找到那个被掳走的孩子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而就在悬赏公开的第二天，明公馆便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哟！吴大队长！真是稀客啊！今儿怎么这么有空，到我这来了？莫不是又要搞什么搜查吧？”李墙一见那吴世宝进来，便故意打趣道。
吴世宝则赶忙陪笑道：“明处长说笑了，怪只怪卑职当时太不知天高地厚，不过正是有了上次的教训，让卑职获益良多，所以卑职一直都想找个机会好好感谢一下明处长您，只是一直都没有合适的机会。”
见他一见面就把自己的姿态放得那么低，李墙就已经猜到他的来意了，于是便笑着对他说道：“吴大队长，我这次回来，发现你真是跟原来大不一样了，不再是个只知道好勇斗狠的莽夫了，不但为人处世圆滑了不少，就连说话的水平也提高了不止一点半点嘛！”
吴世宝听了有些尴尬地挠了挠头，“让明处长见笑了，跟在主任身边那么久，要是还一点都没有长进，到了外面岂不是给他丢人么？”
“嗯，说得好，这么说，吴大队长这次是奉李主任之命而来的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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