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慧慈来到日本之前，此时的隋朝已经一统分裂纷乱的南北朝，国力也是蒸蒸日上。
开始展现一个世界顶级大国潜力来，京杭大运河，科举制度等一系列政策，使得后世的中国受益匪浅。
而高句丽人慧慈就是对隋朝文化特别仰慕的一个人。
所以他在教圣德太子的时候就说：“大隋官制完整，国势强盛，笃信并保护佛法。”
因为有老师慧慈的教导，圣德太子一边致力在日本宣扬佛法。
此时最大的阻碍，日本大豪族物部氏已经没落。
一边不断的派遣谴隋使者到中原去学习，其中就包括后世国人比较熟悉的遣隋使小野妹子。
不仅如此，他自己还模仿《易经》，阴阳五行学说等中国古典哲学书籍。
在结合法家、儒家、道家等多种思想颁布了“宪法十七条”，为汉文化的输入做了一个基础的铺垫。
所以很多人非常奇怪，为什么白江口之战后，日本能够迅速的吸收汉唐文化。
并逐渐比中国本土继承的还要更加优秀。
比如说源于中国园林的园林风格建筑，最高艺术成就是日本的枯山水。
源于中国的雅乐，最完美的继承者同样也是日本，甚至国内都已经失传了。
这些其实都可以归功到圣德太子。
公元622年，病重的圣德太子，随前一日前刚刚过世的太子妃膳大郎女而去。
然而他对日本的影响，却已经足够改变这个国家今后所有的历史。
从圣德太子开始，他自己为《妙法莲花经》、《维摩经》、《胜?经》三经作注。
由此佛教在日本彻底生根，同时他聘请汉文化大师和高僧，在日本大范围公开授课。
汉文化开始为之后的大批量融入奠定基础。
可以说没有圣德太子，就没有后世的日本。
这也是为什么日元上，都曾有圣德太子头像的原因了。
最后插一句题外话，也正是在圣德太子期间。
日本致力于增强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出兵朝鲜半岛，联合百济攻打新罗。
结果在公元660年（唐显庆五年）3月，百济国在高句丽国支持下，大举入侵新罗国。
新罗军接连败北，新罗武烈王向大唐帝国求救。
唐高宗任命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统舟7000进驻熊津城(今韩国公州)。
663年八月十七日，唐将刘仁愿、孙仁师与新罗王率陆军团团围住周留城。
唐将刘仁轨、杜爽与百济降将扶余隆则带领战船170艘列阵白村江口。
八月二十七日，日本援军万余人，分乘战船千艘，与唐朝水军不期而遇。
《三国史记》中描述道：“此时倭国船兵，来助百济，倭船千艘，停在白沙。
百济精骑，岸上守船，新罗骁骑，为汉前锋，先破岸阵。”
翌日，日军诸将与百济王商讨对策。
他们依仗兵力优势，妄言“我等争先，彼应自退”，遂未加整顿部署，便“率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
结果，唐军“左右夹船绕战”，巧施包抄合击之术，致使日军“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
《旧唐书·刘仁轨传》史载：“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
烟焰涨天，海水皆赤。”战后，百济丰璋王逃亡高句丽，残军尽皆投降，百济复国化为泡影。
7月，百济军大败，百济王及百官被俘往长安，百济王朝崩溃，
在白江口失败的打击下，百济王逃往高句丽，余部全部归降，百济国彻底灭亡。
白村江战役，基本上决定了当时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
百济灭亡后，667年，唐朝和新罗联军乘机进攻，翌年攻陷平壤，存在705年之久的高句丽灭亡。
白村江之战，促使日本退守本土，九百余年(至1592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间未敢再大规模入侵朝鲜半岛。
白村江战败后，日本中大兄皇子深恐唐朝与新罗军队进攻日本本土。
于是从664年起，花费巨资，先后构建了四道防线。
其中，日本在九州的太宰府建“水城”，它实际上是一座用于防御的土坝。
坝长1.2公里，底部宽80米，高十几米，外侧是一条5米深的水沟。
为了保险，667年，日本将都城从飞鸟迁至近江大津宫。
然而，唐朝和新罗的军队并没有乘胜进军日本本土。
白江口海战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侵入朝鲜半岛的野心。
日本人尊崇强者，你把他打得服服帖帖，他就跪了。
此后日本调整对外政策，向唐朝臣服，开始以中国为师，谋求自强。
在此后千年的时间里，暂时打掉了日本人的野心。
转眼来到了明朝的万历年，统一了日本的丰臣秀吉又开始蠢蠢欲动。
而在日本人心中种下据天朝而居之的思想根源，是丰臣秀吉在日本人心中播下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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