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然比之前流传的数字还整整多出了一百万贯，这自然是市井中人多了不少谈资。
而李璟也在为抄家所获的巨额收益而惊叹：“整整两百五十万贯！真真是该死！”
……
李煜在接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出了道文告，德昌宫从此以后不再仅仅是单纯的皇家内帑所在，而且会向天下豪商发行一种名为“本票”的票据。
此物说起来倒也是新鲜，但不少大商人则对此显示除了足够的兴趣，一时间保宁王这儿门庭若市，天天或者说顿顿有人请他吃喝玩乐，为的就是从这位素来和安定王交好的大王口中得知此物详情。
南唐商品经济发展极盛，江宁、江都和成都并称为天下三大商业中心，自然诞生了豪商无数。
豪商们做起生意来，自然不会像跑单帮朋友那样小打小闹，通常一次交易涉及的金额在几十万贯，所以问题来了，这钱怎么运？
一贯钱重三斤半，十万贯就是三十五万斤，换算成李煜熟悉的公制单位，足足一百七十五吨，这还不算穿钱绳索的份量。
当然，实际上也不可能有人一次『性』拿出那么多铜钱来，都是折算成绸缎，但五百文一匹绢，十万贯折算下来也有200匹绢。
虽然数量是大大减少，但其它问题也随之出现，首先绢是蛋白质产品，不耐久储，而存储是货币的基本三大职能之一。
所以德昌宫要翻旧，商人们收到绢帛后，如果要长期存储也要有翻旧的过程，卖出旧的买入新的，如此一来耗费巨量的时间精力不说，其间还要损失部分翻旧费用。
如此大的重量运输就成了问题，假设某南都商人，在江宁发现了商机，仓促间根本无法筹集到足够的钱款。
这同时也促成了这个时代常见的贸易方式，从甲地运输大量货物到乙地，贩卖后在从乙购买大量商品运回甲，看上去是为了不走空，能赚取一来一回两次收益。
但实际上也是无奈，毕竟运货和运钱的成本差不多……
那还不如卖点货物回去算了，江宁是是首都消息自然是特别灵通，往往江都有了什么好东西，没多久就会传过来。
但很多商人对此却只能瞪眼抓瞎，虽然二者距离也就百里路而已，但中间隔着条长江，数量巨大的绢帛铜钱要装船、卸船，然后转牛车运输……
南唐虽然太平，但毕竟处在一个『乱』世之中，大家都讲究现钱交易，通过赊销赊购的话，万一其中一方死了，那怎么办？
非得是大豪商，为了买卖方便，索『性』在江宁、江都各建一间库房用来存放钱帛，但如此一来，资金的利用率平白无故降低了一半……
而且随着李璟加大了对南都的开发力度，南昌的买卖也开始日渐兴隆起来，再跑去哪儿建个钱库？
不说朔流而上，路途遥远，就是一路上水匪陆盗更是层出不穷，这安全『性』实在让人头痛。
至于金银呢？
虽然黄金曾经汉朝时期大量流通，但经过一段不长的历史时期后，黄金忽然就退出了流通领域，绢帛取而代之粉墨登场。
这个问题曾经令历史学家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海昏侯墓被发掘后，其间光金饼就有三百多件。
至此史学界的猜测算是有了点证明：大量黄金退出流通渠道，成为贮藏手段。
黄金确实是完美的货币的，交易、贮藏、记账单位，样样都做的非常出『色』。
从这个角度说绸缎取代黄金成为古代中国的大额支付手段，倒也算是劣币驱逐良币的一种表现形式。
至于白银……
李煜上辈子没少看各『色』历史剧，经常动不动就出现白银万两，乃至十万两，这在明清还勉强说得过去，毕竟明中期开始大量输入白银，中国正式建立银本位制度。
但眼下是南唐，就是在盛唐一年白银的开采量也就八九万两，能投入到流通领域的才有多少？
更何况古时冶炼技术不过关，金银的纯『色』都比较可疑，这又为流通及兑换带来各种不便。
所以，古代中国在通货问题上确实是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
明以前，历朝历代都有有识之士认识到了货币缺乏的问题，但都无法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来。
同样后代的史学家对此也极为头痛，起码对古代gdp的估算往往会天上一脚，地上一脚，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缺乏统一度量的货币，一匹绢在南唐值五百钱，在西蜀可能就制四百，到了后汉能换到六百，而且年代也有影响，去年是五百，今年可能就五百五了。
总而言之，由于商品流通中货币的缺乏，严重限制了南唐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南方这些国家的君主都有个共同特点，大概都起草莽没怎么读过儒家书的缘故，故而对商业多持赞同态度，通商宽衣是他们奉行的基本准则。
对于缺钱这个事情，周宗、徐游、李建勋包括李璟都非常明白，但要问解决方案，只能双手一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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