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一件事，之所以在不同的人类个体中形成不同的认知，除了思维习惯、教育水平、情怀理念等东西不一样之外，最重要的是看问题的角度和高度不同，也就是常说的“屁股决定脑袋”。
龙启胜坚持千里运粮济军，而刘红婷则以不合钱庄规矩为由拒绝。
因此而发生的争论，大抵类此。
龙启胜在身份远高于他的刘红婷面前据理力争，既是对自己使命的坚持，也有对四营官军不稳的担忧。
龙启胜受命从保宁出发到达襄阳，在莫崇文、温如珍、杨国栋营中做策反和联络工作。
温如珍、杨国栋两位主将本就对朝廷腐朽的政治失望透顶，对加入河南战场心存恐惧，再加上后勤、军心等现实需求和压力，龙启胜主动送上银票和联络渠道，温如珍、杨国栋两营立即就靠拢过来。
可是龙启胜此行的主要目标人物莫崇文与温如珍、杨国栋不同。
莫崇文战功显赫、敢冲敢杀，对任何撤退避战的建议有一种军人本能的厌恶；莫崇文书生投军，从小兵当起，依靠战功和上官赏识升迁到大将，脑中忠孝节义的观念根深蒂固，对朝廷有一种臣子本能的忠诚。
龙启胜要把莫崇文这个顽固派拉过来，难度可想而知。
于是，龙启胜只好退而求其次，将工作的重点放在温如珍、杨国栋以及莫崇文的身边人上。
不出意料，当莫崇文发现战场环境极度不利时，他没有选择毅然抗命，保住自己和一营将士的性命，反而撕破脸皮，当众鞭笞苦劝的龙启胜。
危急时刻，龙启胜先前在莫崇文周围所落的棋子发挥了作用。
姚克明等莫营核心人物及时请来了温如珍和杨国栋，用现实的困境和未来的希望说服了莫崇文，逼迫他主动提出了脱离战场的“金蝉脱壳”之计。
金蝉脱壳，本来并不神秘，无非就是找个理由溜之大吉。
但同为四川人的王世琮在得知此计后，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而借题发挥，不仅把一次胜利逃亡包装成了有去无回的敢死行动，还无意中将左军中饱受歧视的马进忠裹了进来，并使得楚军次帅方国安公然与大帅左良玉分道扬镳。
孰料人人都大隐在朝，所有的行动都是掩人耳目的幌子。左良玉将四营的夜袭出击视为他不战而逃的最好掩护。反倒是杨德政这位猪队友的按耐不住，给了左良玉的仓促南逃和四营人马撤至亳州绝佳的理由！
但为什么四营人马要向涡河之滨的亳州撤退，而不是预先想定的长江之滨，如荆州、夷陵等地呢？
为什么四营人马占住亳州之后，不继续向南撤退，反而留驻于当地呢？
前者是因为众将都不愿重回湖广，再受左良玉和湖广官府的挟持，尤其是已经把左良玉彻底得罪的马进忠。而要离开左良玉，唯一的可行之路便是向英霍山区以东的河淮地区撤退。
后者是因为献贼和革左贼突然攻占了颍州（今安徽阜阳）以南的六安、庐州等地，截断了四营人马的南下之路。七千疲军贸然南下，很可能与强大的敌人遭遇，打一场不想打却不得不打的生死之战！
成功脱离开封城下的四营官军七千人马被迫留驻于撤军半途的亳州，就像煮了一锅难吃的夹生饭，让龙启胜心里哽得慌。
流贼曾经于崇祯八年和十四年底两次大规模地进入黄淮地区，亳州一带虽不曾如豫中平原一般赤地千里，但依旧是四野凋敝、满目苍夷；官府逃散，百姓流离。
四营官军若要在该地长期坚持下去，必然会让士兵们下乡征粮，用刀枪把百姓刚刚收下的麦子抢走。
龙启胜清楚，除了杨国栋一营的军纪较好，其余三营官军都是抢东西的惯犯。
尤其是马进忠一营的士卒，当流贼的时间比当官军的时间还长。如果让他们下乡征粮，不知会让多少生灵涂炭，不知会激起多大的仇恨！
更可虑的是，这只军队如果继续以抢掠为生，将来怎么可能融入到以“护国安民、天下太平”为宗旨，以三大军纪为铁律的护国军中？这样的军队即便再能打仗，蜀世子朱平槿又怎么可能会对他们全盘收编？
所以，龙启胜要完成他的使命，就必须找到粮食补给的来源，让四营七千人马坚持到八月中旬淮北稻熟。
等到军粮备齐，便可以重新规划未来。或屯垦当地，或整军南下。
若那时再得到蜀王府或护国军的支援，则满盘皆活，他龙启胜也就算功德圆满了。
……
龙启胜的想法可以直言不讳地说出来，刘红婷的小心思和大谋划却不能在这位耿直的汉子面前透露半句，连她身旁的陈瀛也不行。
作为护商队曾经的副总参谋长和最早六个连之一的连长，作为罗办曾经的主任，作为舒师傅未来的侄儿媳妇和舒国平的未婚妻，刘红婷可谓是与蜀王府关系最亲近的几个大臣之一，也可能是唯一能在世子和罗姑娘跟前使小性子的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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