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兹洛夫是个非常纯粹的文物强盗，他在盗掘黑水城时，拿不走的就会彻底毁掉，前前后后去了三次黑水城，破坏力极大。比民国时期的孙殿英都要可恶。
这种人留在地球上就是个祸害，还是变成个发光骷髅进实验室，为放射学做点贡献吧。
李谕生怕科兹洛夫舍不得资金，于是亲自联系美国方面，不惜重金购买了大量镭公司产品，全部送给科兹洛夫。
科兹洛夫高兴坏了，他早就听说镭的神奇，毕竟是能拿诺奖的好东西，而且贵得要死。
——嗯，贵就是好，好就是贵。
没毛病！
李谕不厌其烦给他“科普”镭水的神奇功效，什么一柱擎天、能量源泉、起死回生之类。
反正有美国的无良媒体做后盾，科兹洛夫不相信都不可能。
临走时，科兹洛夫激动地握着李谕的手：“真是大好人啊！这么多年，我作为探险家说实话一直徘徊在生与死的边缘，你帮了我的大忙！”
李谕嗤之以鼻，那是你自己找死。
割走我们150万平方公里，我对你个俄毛有毛线好意？
自己抱着镭水美去吧！
——
沙龙一个接一个，很快李谕又收到邀请，邀请函最后署名“世界社”。
虽然名字像是国际组织，实际上人员都是留欧学生，而且成立世界社的几个人不得了：张静江、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
没错，国党的四大元老在这儿聚齐了。
李谕和吕碧城坐上一辆雷诺汽车，前往张静江在巴黎开的古玩瓷器店。
张静江是个奇人，家财万贯，出身浙江湖州的大丝商家族。
中山先生筹款时，除了他哥，出资最多的就是张静江。
而且张静江很有意思，以他的资历，本来可以成为国党里位高权重的人，但他自始至终从不过问权利，只问义务。
所以中山先生都要尊称他一句“革命圣人”。
张静江的店不仅卖瓷器，也卖丝绸，中国的这些传统强项艺术成分很高，在欧美超级好卖，上流社会仍然趋之若鹜，所以张静江在巴黎的生意做得不小。
蔡元培和李谕见过多次面，他出来迎接李谕，高兴道：“疏才兄弟，别来无恙！你到柏林时，我刚好离开，来了巴黎，好在你也来了。”
李谕说：“看起来，鹤卿兄在欧洲还挺适应的。”
蔡元培苦笑道：“勉力为之罢了，可惜年轻时一直在学英文，现在全然用不上。最近几年重新学德文，真心难为死我！”
蔡元培从1903年开始学德语，他对德国的文化、教育很向往。在研究过日本教育后，发现日本就是学的德国，所以生出想法：不如绕过日本，直接向德国学习。
且德国还是最早实行义务教育的国家，再加上现在德国在科学界、思想界的巨大地位，让蔡元培经常感慨：“世界学术德为尊”。
蔡元培甚至把自己的女儿命名为“威廉”（不知道他知不知道这是个男性名字）；后来儿子出生，又给他取名“柏龄”，谐音“柏林”。
总之蔡元培对去德国求学一直很向往。
去年，孙宝琦作为驻德公使被派往柏林，蔡元培正好与孙宝琦的弟弟是故交，于是跟着来了德国。
李谕说：“欧洲的学习生活支出很高，鹤卿兄如果有困难，可以告诉我。”
“能有什么困难！”蔡元培笑道，“就算有困难，我也能应付。”
蔡元培没好意思说出自己的难处。
其实他可以称得上中国第一个半工半读的留学生，好在他人缘广，接到了很多活。比如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让他翻译德国着作，每月给100银元。
然后蔡元培又给唐绍仪在德国的侄子当家庭教师，也能赚一些钱。
蔡元培既然不说，李谕就不好意思再追问，于是说：“对了，鹤卿兄有没有申请大学，我在德国学界认识几位名宿，也能帮上忙。”
蔡元培说：“有劳疏才兄弟挂怀，我已经申请下了大学。本来想申请柏林大学，不过他们需要中学毕业证，我哪有这个。于是找到了莱比锡大学的孔好古先生，他曾在京师译学馆当教员，经由他的帮助，进入了莱比锡大学。”
“顺利进入大学就没问题。”李谕说，德国目前的教育不用担心，大学都可以。
蔡元培说：“听说莱比锡大学出过不少名人，虽然比不上柏林大学，但总比日本的学校好。”
“那是当然，”李谕说，“莱布尼茨、格里克等科学家，还有尼采、歌德等思想家都出自莱比锡大学。”
蔡元培说：“我也是来了德国才知道了莱布尼茨等人的名字，竟然在两百年前就研究出了高深的数学！将来回国后，一定要将科学教育根植到基础教育中。”
德国的四年留学生涯对蔡元培影响挺大，德国重视实业的风气也确实更适合民国。
进入屋中，蔡元培把李石曾、张静江、吴稚晖一一介绍给了李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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