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李谕也承认，还是数学更难，这个世界上没有比数学更难的东西。
要是再又恋爱脑说爱情是世界上最难的，直接一本泛函分析甩他脸上！
玩笑归玩笑，《数学原理》这本皇皇巨着对罗素的摧残属实不小。
此后多位顶级数学大佬如哥德尔等人开始对构成此书根基的一系列定理进行穷追不舍的批判，导致罗素本人也开始对自己的作品失去信心。
罗素在自传中写道，他身边仅有六个人读过此书的后半部分。
罗素的朋友曾转述罗素对其讲述的一个噩梦：罗素梦到，公元2100年，剑桥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提着垃圾桶巡视书架，要把没用且过时的书扔掉，他的脚步在三本大书前停留下来，正是幸存的最后一套《数学原理》。管理员从书架上抽出一册，似乎被书中复杂的数学符号所迷惑，思索是否应该把它们扔进桶里。
两人聊天间，门口响起了敲门声。
“我的烧杯到了，”罗素道，然后就大声说，“请进！”
进来的正是维特根斯坦，他手里的托盘上放着一壶茶还有两个化学烧杯。
李谕讶道：“喝茶用烧杯有什么说法？”
罗素笑道：“维特根斯坦认为普通的陶杯太丑，就用了烧杯。看着上面的刻度，我突然也喜欢上了这种感觉。”
维特根斯坦认出了李谕：“您是李谕先生？”
李谕说：“是的，你的变化好大。”
上次见面时他只有十五岁。
维特根斯坦说：“这些年经常会在报纸上看到您的名字。”
李谕转而问：“你还记不记得以前上学时一个叫做希特勒的同学？”
维特根斯坦眉头微皱，“那个成绩不太好的学生吗？我记得，但印象已经不太深刻，因为我们仅仅同校一年，他就被勒令退学。”
小胡子与维特根斯坦同岁，不过当年上学的时候差了两级——维特根斯坦成绩太好跳了一级，希特勒成绩太差留了一级。
后来有心人为了找出两者联系，细心翻阅了小胡子的《我的奋斗》，终于在某个地方找到了只言片语：希特勒提起中学时学校里有一个“我们都不太信任的”犹太学生，“各种经历都使我们怀疑他的判断力”。
不过没有直接证据说明这个犹太学生就是维特根斯坦。
维特根斯坦问：“两位是在探讨数学吗？我看过李谕先生的《分形与混沌》和《博弈论》，其蕴含的数学思想非常欣赏。”
“还是先别提数学了！”罗素道，“刚才我们聊了语言的话题，你不是想写一篇论证语言与哲学的论文嘛。”
维特根斯坦说：“没错，语言是我们认知的边界。”
这是维特根斯坦早年哲学的精要。
哲学这东西很难说明白，但了解一点还是挺有用处的。
几年后，在一战战场上，维特根斯坦完成了他的第一本哲学巨着，即大名鼎鼎的《逻辑哲学论》，第一句话便是：
“凡是可以说的东西，都可以说得清楚；对于无法言说之事，必须保持沉默。”
此书标志了西方哲学的一次重大转向，即语言学转向。
“语言学转向”为西方20世纪哲学与传统哲学的重要区别。集中关注语言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显着特征，语言不再是传统哲学讨论中涉及的一个工具性的问题，而是成为哲学反思自身传统的一个起点和基础。
维特根斯坦这本书大体的意思是：哲学应该为能思考的东西划定界限，一边是可说的，能显示出来的东西；一边是不能说的，那些不能说的，即便说了，也没有什么意义，而这个边界就是：逻辑。
维特根斯坦跟着罗素学几年确实很有用，在逻辑方面确实学得非常深入。
《逻辑哲学论》是一本有着超强逻辑的着作，维特根斯坦在书里面说：上帝可以创造一切，只是不能创造违反逻辑规律的东西。
具体方式上，维特根斯坦是从语言着手，所以他才说“语言是我们认知的边界”。
维特根斯坦用语言来划分“可言说和不可言说”。
他认为世界是一切事实的总和，而语言是命题的总和，命题是事实的图像。
这个结论挺关键，可以看作这本书的总体结论。
理解起来貌似还是有点难，但哲学就是这样，没办法用很简单的方式说出来。
李谕突然想到，好像还真是受限于语言？
于是感悟道：“语言的信息承载能力有限，有些东西用语言说不清楚。”
维特根斯坦却立刻说：“人类掌握的东西一定是透过某一个语句来掌握，不管是你说出来的，还是在头脑中思考的，我们都不能离开语言来思考任何东西。”
这属于纯哲学的内容，李谕绝对不可能在哲学方面辩论过他。
有个梗，就是说学哲学对吵架帮助最大。
李谕脑海中想到古人一句名言，于是说：“中国古典哲学有句很着名的话：道可道，非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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