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说写就写，成稿速度很快。
至于笔名吗，他联想到在东京期间用过的“迅行”别号，便使用了其中的“迅”字，表明自己的想法开始于青年时代，有一些反抗时代的味道；然后冠以母亲的姓，这样一来就成了“鲁迅”二字。
鲁迅也属于横空出世，谁都想不到一个北洋政府的官员能写出这么有批判性的内容。
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大名鼎鼎的《狂人日记》，一炮打响，其中的警句李谕倒背如流：
凡事总需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穿透一百年，这些文字还字字如刀。
紧接着鲁迅又写了《孔乙己》《药》等名篇。
有意思的是，鲁迅还挺慎重，针对《药》这篇小说，他专门跑到北大，找到刚开完一场讲座的李谕询问：“痨病是不是真的无药可治？”
李谕不太懂医学，但抗生素何等威名，所以自然知道在40年代链霉素出现之前，肺结核就是绝症。
“如果得了痨病，的确无法治愈，”李谕坦诚说，“不过并非毫无办法。”
“什么办法？”鲁迅问。
李谕说：“我在法国的巴斯德研究所见到了两位研究员，正在研究针对肺痨的疫苗。”
“就像治疗天花那样的种痘？”鲁迅问。
他三岁就在家乡绍兴种了牛痘，在当时人痘普及的情形下，已经算相当先进。
“差不多吧，这种疫苗可以有效防治常人染上痨病。”李谕说。
鲁迅好歹是学过医的，很容易明白李谕所说。
“这么好的东西，疏才兄的药厂有没有生产？”鲁迅立刻问。
“肺结核的疫苗还在研究阶段，法国的情况你晓得，是战乱前线，很多科研项目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冲击。”李谕说。
“太可惜了！”鲁迅握了握拳头。
“再过六七年，他们就能成功，”李谕说，“到时我会第一时间引入国内。”
鲁迅叹道：“连天花种痘都没完全普及，更何况痨病的疫苗。”
李谕明白他的意思：“愚昧不除，老百姓不仅会吃人血馒头，还会相信跳大神、江湖骗子。”
鲁迅的那篇《药》，讲的就是清末一户人家偷偷买人血馒头治疗孩子的痨病，人血来自一名慷慨赴死的革命者。
鲁迅说：“以前我与弟弟作人并不想与陈仲甫和胡适之等人有太近的联络，总感觉他们的做法太激进，现在想想，激进就对了。”
置身于这个时代，李谕已经不知道感受了多少次“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有类型的惊涛怒浪都要以异常壮烈的形态在中华大地上演一次。
新文化运动在后世的教科书上就是几页纸的内容，但双方的斗争绝对异常激烈。
比如典型的“文白之争”，就已经大大超出了语言学的范围。
中国的文字长期以来近乎上流社会的专利品。哪怕李谕时代的大学生，如果不是汉语言文学之类的专业，绝大部分人一定看不懂四书五经这些古文。
也不用说什么思想垄断，单单对文化普及来说，这就是一道无形又无法逾越的鸿沟。
所以陈仲甫、胡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人，才会那么坚定地要把书面语言同口头语言统一，以白话代替文言，可以为更多民众所掌握，促进民主思想和科学文化传播。
“文白之争”已经成了文学革命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李谕说：“作为文明与知识的载体，语言的作用一直很大，在欧洲时，我遇见过一位叫做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家，他便相当看重语言的作用。”
“哲学家？”鲁迅问，“我没听说此人，胡适之研究哲学，他或许听过。”
维特根斯坦的鸿篇巨着《逻辑哲学论》要到1921年才问世，现在国内无人知道很正常。
“等欧洲大战结束，物流、通信恢复正常，希望有人把它带回国内，最好能翻译成中文。”李谕说。
“说到翻译，”鲁迅又点了一根香烟，“过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的两位正副监督，全都不赞成推广白话文。”
“严复先生和林纾先生？”李谕问。
“严复先生倒还好，抵抗最激烈的是林纾。”鲁迅说。
李谕感慨道：“琴南（林纾字）先生当年可是先进的维新派，反对缠足，反对迷信，反对大家庭制，而且提倡兴办女学。”
鲁迅说：“琴南先生人品文化方面没话说，不过清亡之后，成了一名坚定的遗老。”
“他好像没有受过多少前清的恩惠吧？”李谕说。
“没多少，但林老先生在清亡后自称‘清处士’，数十次远赴河北易县的光绪帝崇陵伏地磕头，大声啼哭，连守陵人都看不下去，”鲁迅说，“或许他把自己比作了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奔波数千里十多次往南京明孝陵和北京十三陵哭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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