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巴黎和会召开期间，詹天佑前往东北参加国际联合监管远东铁路会议，防止列强以护路为名夺取铁路。而就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旧疾复发，虽然转回汉口医治，还是回天乏力。
武汉、上海、北京、广州、天津等地随即展开了公祭活动。
上海的工商界借此机会也聚集了一回。
李谕与刘鸿生穿着一身黑西服到场，鞠躬献上鲜花。
一旁的张謇说：“眷诚（詹天佑字）乃国士，猝然离世，实在可惜。听说他离世后，财产没留下多少。”
李谕说：“更可惜的是他未能完全施展抱负。民国以来，政府根本拿不出太多资金投入铁路建设。”
张謇做过农工商总长，说：“上头简直一塌糊涂，交通总长动辄更换，而且左右不了财政拨款。而能够筹得款项的农工商部，八年间换了接近十位总长，除了田文烈，每位总长任期平均不过六七月。他们怎么可能拿出一套传承有序的法案保障建设？”
李谕说：“各方势力互相斗争，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虽然有所发展，根基却依旧脆弱，军阀一旦打仗，几乎一碰就碎。”
张謇叹道：“北洋政府拿不出钱，连教育投资都没有，何谈铁路。”
一直到1926年北伐，整个北洋政府执政期间，铁路通车里程仅仅3700多公里，每年250都不到。
即便如此，铁路还是北洋政府的摇钱树以及交通系官僚赖以存在的基础。每年铁路盈余高达4000余万元，而北洋政府时期一年的总收入也就4亿左右，占了10%之巨。
除了铁路收入，北洋政府能够掌握的收入主要就是关、盐两税。
关、盐两税民初就已经被列强控制，税款需要存入外国银行。征收、管理及支配权掌握在总税务司和盐务稽核所手中，大多用于各种内外债的担保。
北洋政府只能得到还债后的余款，也就是所谓的“关余”与“盐余”。
讽刺的是，恰恰因为列强插手，使得各地军阀不敢轻易截留这两种税款，才使北洋政府可以仰列强之鼻息，得到一笔稳定而可靠的收入。
虞洽卿也到场，鞠躬献花后，走过来说：“诸位不必如此悲观嘛！就我在上海总商会统计到的数据，工商界几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欧战期间，李谕先生多处布局，我们同样大力发展，整体实力估计至少在战前两三倍以上。”
他说的是实际情况。
一战前国内的工业企业也就700家，资本总额不超过4亿，工人总数不超过30万人。
经过几年发展，此时国内的工业企业数量达到了1700多家，资本总额也为战前的三倍左右，工人数量则达到了七八十万。比历史上的数据好了不少。
这个增长率已经差不多是30%（历史上20%），绝对称得上奇迹。
要是北洋政府别弄那些幺蛾子，连年征战，国内的工商业真的可以达到很高的高度。
但不出意外的话，意外就要来了。
李谕苦笑道：“大战结束，以前被掩盖下去的弊端肯定会一一浮出水面。虽然德国、俄国已经基本退出咱们的市场，但等英法缓过劲，洋货还会再次大规模席卷国内市场。”
虞洽卿想想也感觉不寒而栗，说道：“我已经与几位工商界人士联名，请求北洋政府降低税率，战前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希望可以减少几成。”
李谕对张謇说：“季直兄，您做过工农商总长，认为有可能吗？”
张謇摇了摇头：“刚才和疏才兄弟聊起，北洋政府缺少资金来源，各地军阀更加难以控制，只能盘剥国内工商业。一般国货的落地税率虽然仅仅3%，看似不高，但每过一关就要抽2%的厘金，货物自出厂到运销各地，所过何止十关，再加上其他各种莫名其妙的捐税，各种税负总值往往已占到货品价值的一半。虞会长，你在长江上有商船，应该熟悉。”
虞洽卿说：“走水路还好，要是走陆路，单单从重庆到成都这800多里，就有20处税卡，一批货物运过去，交的税已经超过该担物品的原值。”
这种税卡林立、市场四分五裂的局面最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简直就是自己给自己使绊子。
张謇说：“反观洋货，北洋政府明文规定，外资企业只要缴纳2.5%内地税，其余税捐全免。
“如果是进口过来的洋货，则只需要缴纳7.5%关税，有时候连这个税率都达不到。
“如此设置对国货伤害很大，税负重重的国货根本无力与洋货抗衡。
“例如百姓寻常购买的食糖，本土生产的销售价格竟然要在日本食糖之上。就算百姓抵制日货，有拳拳爱国之心，但北洋政府这般消磨百姓热情，早晚还是要被日货侵占。”
一旁的刘鸿生说：“本人熟悉煤炭生意，给英商开滦煤矿做过多年买办，熟悉价格。开滦煤矿每吨煤成本1.5元，税捐只有0.2675元，占成本的17.8%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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