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晓得废除中医和废除汉字一样，都是很过激的行为，正好李谕把问题巧妙引到了宗教上，于是说：“我认可李谕先生所说，甚至宗教问题是个比中医更要关注的问题。
比如既然提倡信教自由，那么不信教也是自由。要是说非宗教同盟的运动妨碍了‘信仰自由’，那么难道宗教同盟的运动就不妨碍‘信仰自由’了吗？现在的各种宗教，都是用诡诞的仪式、夸张的宣传来诱惑未成年学生的盲从。完全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世界，难道不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
“我宁可国人相信经验总结后的医学，也不想让他们相信洋人的宗教，那样对我们宣传科学与民主更加不利。”
鲁迅手痒点燃一根烟，然后说：“想提升国人之科学素养不是件容易事。连愚昧这一关都过不去，难啊！”
直到2019年的一项统计数据，中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只有8.47%！
这是个很让人吃惊的数字，任重而道远啊。
胡适说：“提升国民之科学素养以及民主素养、公民素养，应该继续增加报刊，不如我再办一份报纸？”
李谕说：“新闻界的人士已经在努力，我觉得对于我们学界的人来说，专心做学问才是上策，同时教授知识，办报就是下策了。”
胡适摇头说：“我做了几年学问，感觉只躲在象牙塔里声音太小。”
他不想做学问，而是去办报，后来北大许多大教授都估计是因为他做不下去学问了，也搞不出什么文学名堂。
胡适的着作比较出名的不是有一本《中国哲学史》嘛，结果只有上卷，（严格讲还有个中卷，但只有五万多字）。胡适的这本着作确实很有开创性，一直被当做民国初年许多学校的必读书目。
不过问题就是只写到了先秦诸子，与漫长的中国历史相比，确实太短了点。对读者来说，始终有种不完整、难窥全豹的遗憾，称不上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哲学史。
所以民国的那个大狂人，章太炎的大徒弟黄侃，就曾经在大学课堂上调侃：“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着作监矣。”
谢灵运是晋朝大文人，出自煊赫的谢家，做过秘书监。“天下才共有一石，曹子建（曹植）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就是他说的。
初听以为黄侃在夸奖胡适，将其比作大文人谢灵运，没想到他接着说：“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部没有了也。”
十几年后，冯友兰写了《中国哲学史》，陈寅恪和金岳霖借着审稿的机会，或明或暗地指出胡适的中西学都大有问题，金岳霖直接说“西洋哲学并非胡先生之所长。”
这是关于哲学的。北大教授、号称“现代庄子”的刘文典则评价道：“胡适什么都好，就是不大懂文学。”
再就是有人概括：“胡先生所治，通学也。通学者总要受专家批评的，又岂止不懂哲学、文学。”
客观点讲，胡适的成就是“一种综合性的创造”，他的眼光可以，总能在一些前人还没开创的领域做点初期的工作，也就引领了潮流。
而单论任何一个方面，不管旧学、新学，胡适都只能算浅尝辄止。他对西学的态度，差不多属于“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
邵飘萍也不想让胡适办报，劝道：“我总有一种偏见，以为文化比政治尤其重要。从前许多抛了文化专谈政治的人现在都碰了头回过头来了，为什么先生一定也要走一走这条路？”
蔡元培知道胡适办报想写什么，于是说：“为了社会，此时北大正应有讲学的风气，而不宜只有批评的风气。适之想必忍不住要写点政论文章，参与当今糊涂的政治吧？”
“是的，”胡适摊摊手，“我以前说过二十年不谈政治，但现在看来不可能了。本以为改良政治应该从改良思想文艺做起，但我错了，良好的政治才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
李谕知道胡适以后肯定要从政，于是说：“胡博士就算办报走仕途，也不要忘了新文化运动。”
“那当然！这是一把很好的武器，我会继续坚持下去，”胡适说，“对了，最近刚刚写了一首纪念当年刺杀袁世凯四名烈士的诗歌，给大家看看。”
几个人凑过来，胡适的本子上写着：
“他们的武器：炸弹！炸弹！
他们的精神：干！干！干！”
李谕笑道：“胡博士真率性。”
鲁迅吐了口烟卷，淡淡道：“有点意思，押上了韵。”
邵飘萍咳嗽了一下，问：“胡博士要发表在哪份报纸上？”
胡适说：“发在我自己创建的报纸上。”
邵飘萍和史量才如释重负：“要得！要得！”
——
暂时不用管中医还有文界的争论，反正越是这种事，一时半会越不能争出个短长。
几天后，高鲁去日本参加观象台长会议，载誉而归，光靠李谕给他的那篇论文就让大半个日本科学界为之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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