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一书的宗旨是讲“君子”如何安邦治国的政治道理，而《论语》里的“君子”之论，其宗旨同理是讲述如何培养统治者（即“君子”）的问题，还是说培养什么样的统治者（“君子”）的问题，这也是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故《论语》里的“君子”，也并不是一个道德概念，已然是一个政治概念。即使先秦的“君子”并未变成纯粹的道德概念，已然是个政治概念，是与后封建时代里的“君子”概念完全不同。“君子”的道德内涵早已完成在《周易》与《大象》(《易传》里的一文)一文。《大象》已是独立体系的“君子”论，因《大象》产生在孔子之前。孔子只是继承与发展了《周易》里“君子”这一政治理念。
“君子”一词虽是身份地位的称谓，但一开始已经为“君子”设定了道德内容。无论先儒（《周易》作者）与后儒（孔子及门徒）之学中的“君子”之论，给“君子”预设多少道德内容，但“君子”已然是一个政治概念。正如牟宗三先生阐述那样，这是先秦哲学重点落在“主体性与道德性”，即是先要培养“道德性的主体”，“由德性的实践，以达政治理想的实践。”先秦的哲人是把治国安邦的理想寄托于有道德品质的“君子”（即统治主体）之治上。即统治者（君子）应具有道德品质。
《周易》已将“君子”预设上道德品质的内涵，即主体性（君子）应具有道德性。《诗》里最早出现的“君子”只是对周王泛泛的歌颂，而无实质的道德内容。而《周易》一书里出现的“君子”已预设上了具体的道德内容。如：
《乾》：“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历，无咎。”
《谦》：“谦，亨，君子有终。”
“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劳谦，君子有终，吉。”
《解》：“君子唯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未济》：“君子之光，有孚，吉。”
这里的“君子”已设定上了道德内涵。《周易》已给“君子”预设进了道德规范。这里的“终日乾乾”，“谦谦”，“劳谦”，“君子之光”，都是属于道德的内涵。在《诗》里早期出现的君子均不见这种道德内容，正是《周易》一书赋予“君子”这一政治主体性的道德内涵，孔子只是继承发展了这一政治理念。
从最初的“君”到“主”，再到“君子”，是对“君王”情感化的过程演变，是思想者赋予理想君主的一种政治观。也是从神话“帝”（或上帝）到理性化的人间君王的思维过程。“君子”道德政治人格的建构，表明了哲学上的突破。正是《周易》完成了这一哲学的突破与转变。所以说《周易》一书建构出了一个崭新的政治理念，这个政治理念就是“君子”，即“君子之道”或“君子之治”。
《周易》一书里的“君子”是个政治概念，这是无疑的。不过《周易》一书里的“君子”是个特指或是泛指呢？是指周王，或是西周宗法之下的‘百官’（即西周整个贵族统治集团）呢？
《周易》一书里的“君子”之义指向最恰当的是亦君亦侯的在位者。即西周有身份的在位者，已不再是“君子”本初之意，即“君”之“子”。
《周易》一书里出现的“君子”，与其之前《诗》里出现的“君子”的指向有所不同了。《诗》里出现的君子，指谓的是周王，是对周王的颂称。而《周易》里的“君子”已不是专指周王，也不是指君王，即当时的指有国有家的在位者。
《周易》里的“君子”与后儒（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学）所称的“君子”也有所区别，即《论语》等儒学中的君子称谓有所不同。在三个时段里产生的《诗》（西周中期以前产生的诗作中出现的“君子”是特指周王）、《周易》（《周易》里的“君子”是指亦君亦侯的在位者）、《论语》（《论语》里的“君子”是指“学而优则仕”的为官者）。三部书里出现的“君子”的称谓，代表了三个时段的发展过程。这三种书里的“君子”指称虽有所不同，但无本质区别，故先秦的“君子”一词是个政治概念。
西周中期产生的诗作里出现的“君子”一词，是指“周王”，是歌颂周初文、武、成三王的颂称，那些诗是周朝的王室成员或封国成员歌颂先王丰功伟绩的颂歌，“君子”之意是褒奖先王的称呼。
《周易》一书并不是王室成员歌颂先王之功德的书，而是独立思想者而为有国有家者（即“君子”）讲述的安邦治国的政治道理。《周易》里的“君子”是广义上的称谓。即西周有国有家者的贵族统治集团。是周王已名存实亡而诸侯国家独立的时代背景下的“君子”称谓，那么《周易》里的“君子”就是指有国有家的大大小小的统治者，是区别于被统治者的“小人”的统治阶层。
《论语》里的“君子”虽然设定了浓重的道德内涵，一些学者认为“君子”一词经过孔子师生努力，大体在战国时期就基本完成了从血统论到道德论的转变，而事实上这个转变是随着帝王制度的确立而完成了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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