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与“小人”之间建立起和谐，就是“君子有孚于小人”。这是实现社会和谐的保证。“有孚”成为统治者（君子）与被统治者（小人）通向和谐的连结纽带与桥梁。
“有孚”就是“爱”，是让统治者对“小人”（百姓）关心爱护，犹如现在政府所倡导的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的理念。
《周易》表述的“有孚”，无疑是“民本”政治理念。让统治者行施“仁政”（爱人）才能出现“有孚，惠我德”的上下受恩相报的“和谐”相处的社会。“君子”爱“小人”，“小人”再“惠德”给“君子”，上下和谐，就出现君爱民，民忠君的“理想国”。
《周易》里的政治理想，其主体而论，是一部“君子论”，是论述了贵族（君子）等级统治里应行的“道德之国”。是为“君子”之治提供实现政治目的的途径和方案。《周易》并没有对王制制度的歌颂，但也没有对王制制度的否定。而向往的是“君子”之治，走封建贵族（“君子”）统治之路。这种向往的封建贵族之治，实则是维护了西周宗法分封制。《周易》里的“君子”之治归根到底不排击周王拥有天下的现实制度，但周王名义上拥有‘天下’。而“君子”（贵族统治阶层）治国体制模式与后封建社会的帝王制度是有区别的，严格的讲是有本质的区别。
《周易》建构的“有孚”理念，为贵族（“君子”）统治者指明一条政治途径，为后儒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希望和安慰。后儒不以余力的在“君子”人格和仁政学说上反复雕琢，没有走出让诸侯王（国君）以德治国这一人治学说。从没有设计出与君王制度相抗衡的政治体制。“他们没有在君主专制制度外设计一套与之抗衡的制度，而是从理想的，普遍的角度肯定了君主专制制度”（刘泽华《王权思想论》）。不过后儒与战国时期诸子的政治学说不能与《周易》里的政治学说相提并论。《周易》里的“理想国”，不是君主专制，而是“君子”共治，而把“王”推向虚设的位置。
后儒政治思想，是为王制制度的理论系统化过程。王权专制不可逆转的路径，是先秦儒家政治理论的践行，无疑是历史的必然。孔子是后儒学的代表人物，是先秦儒学文化的承上启下者。孔子的“理想国”是恢复西周宗法等级制度，并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孔子为宗法等级制度，完成了系统化的理论——伦理道德政治学。孔子的理想国，就是伦理道德之国。是《周易》建构的君子道德治国理论的深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有序的伦理道德政治的理想国，为君主等级专制铺平通往的路径。孔子晚年好《易》，正是从《周易》里吸收了思想营养。孔子的君子之论，无疑吸收了《周易》与“易大象”里的“君子”理论，而丰富发展了“君子”理论。孔子的“仁”（爱人）的思想，一样是《周易》有孚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周初的“德”，西周后期《周易》里的“孚”，春秋战国时期的“仁”，是先秦儒学以“德”治国发展的脉络。这均是为人治而赋予的道德理想化的政治学说。成为人治的理论基石。如孟子极力倡导的“王道”，认为国君只要关注百姓疾苦，就可以“天下归心”。如何实现呢？同样是把希望寄托在国君的道德自觉性上，那么，如何保证国君做到这一点，孟子同样没有做制度性的设计。“道德性”只是软约束，以道德治国的理想社会最终只是一种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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