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正本清源话《周易》
第三章:《周易》性质说
第三讲:后封建时期对《周易》一书是如何的说法
第四节:明清时期
历史进入明朝后，也有一位大儒王阳明，其“易学”上也有说法。王阳明的哲学思想表现在《传习录》里。王阳明的哲学成就是“心学”以及“知行合一”学说。王阳明的“心学”，心即是理。由“心”到“致良知”的修养。“良知”就是“天理”，天理不外是儒家的道德政治观，即仁义礼智，忠孝悌信的封建道德秩序规范。如何由“心”到“良知”、“天理”的贯通，就是“知行合一”的方法。不仅光有口号、思想（“知”），而且要付诸于行动，即不能是满口仁义道德，而实际行诸的是男盗女娼。
既然“良知”是仁义道德，而行动就应按仁义道德去付诸。这是王的“心学”内涵，这也是先秦儒学传统的内涵。王阳明想以“心学”建构仁义道德之国，无疑于类似“上帝之国”的一种幻想。当然帝王官僚统治者，不会真的去行“仁义道德”，那只是他们教育被统治者做良民、顺民的法宝而已。
而王阳明对《易》的说法，可是“易学”史里最奇特的说法。看这位大儒，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是如何对《周易》的认识。
《传习录》里有这样的说法：“问：‘《易》，朱子主卜筮，程《传》主理，何如？’先生曰：‘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天下之理孰有大于卜筮者乎？只为后世将卜筮专主在占卦上看了，所以看得卜筮似小艺，不知今之师友问答，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之类，皆是卜筮。卜筮者，不过求决狐疑，神明吾心而己，《易》是问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问天。谓人心有尚有所涉，惟天下不容伪耳。”（《传习录》王阳明撰，下卷）
这是有人向王阳明问，朱熹把《周易》讲成卜筮的东西，而程颐认为《周易》是阐明道理的书。为何出现这种分歧的说法呢？而王阳明对这种疑问的问答，可不是如同今天的一种调侃的那种说法，而是正儿八经的做学问。王阳明的这种解释，难道在他心里就没有了是非原则的对事物判定的标准了吗？难道卜筮等同于博学、审问、慎思，明辩之行为了。在王阳明的心里卜筮问吉凶（算卦），同做学问是一回事。这正体现了后封建社会里那些儒者的世界观与方*论。在他们心里，鬼神，天道，人世是一体的，还处于万物有灵的原始思维地带。王阳明的思想里已然是“天人和一”神学观方法思维。王阳明把程颐讲义理的《周易》与朱熹讲筮卜的《周易》，说成本质是一样的，没有区分，这主筮与主理的原是一回事，这就是大儒王阳明的逻辑思维。
在西汉之前的“易学”佚文里，孔子对《周易》的义理定性是非常的睿智与理性：“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羲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
“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
孔子对卜筮的认识是何等的理性与睿智，体现了孔子的伟大之处。难道王阳明就分不清卜筮与义理之学两者的区别么？王阳明能有如此的认识，可想“阳明学”的理论了。朱子把《周易》讲成卜筮，程颐把《周易》解释为义理。到王阳明这里把两者说成是一回事。那么，汉象数灾异筮术之学与王弼的义理“易学”，也就成了一码子事了吗？无论是讲卜筮，占问，还是讲义理（道德文章）均是一回事，没有本质区别，这就是大思想家王阳明的结论。若站在后封建社会里来看，王阳明的说法，还真是蛮正确的。若搁在现在来看，王阳明的说法是颠倒黑白，不明事非的疯话。
王阳明把程颐的义理《易》与朱熹的筮卜《易》说是一回事，同是决疑的。
“不过求决狐疑，神明吾心而已。《易》是问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问天。”
这正是王阳明把卜筮与义理等同看待的理论依据，这在后封建时代，就是这个理，后封建社会里确实无论讲什么义理，还讲什么占验卜筮，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在后封建社会里，是“天人同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理论思维。后封建社会里是鬼神、巫术、迷信横行在人们精神世界里的时代。
后封建社会里一些“义理”之说，只能助长人们更加的迷信，与失去主体的独立精神，与筮卜没有什么两样。从这个方面来看，王阳明说的“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是真实的反映出了后封建社会里人们的世界观。但这里也别认为王阳明对帝王社会里的思想意识有了什么反思，才说出这么“有哲理”的说法来。其实王阳明的思维逻辑，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一样是“巫术式”的。
王阳明的《传习录》里这样说：“《易》之象是初画，《易》之变是值其画，《易》之占是用其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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