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哲学无论先秦的“君子论”或是帝王时代的“君主论”（韩非子开“君主论”之先河）。都是古代的哲人（思想家）为统治者提供的统治谋略，而不是站在人的角度上论述政治权利与义务的政治思想，这与古希腊的政治哲学是不同的，才有了中国古代几千年一脉相承哲学体系，即“道德政治哲学”。这道德政治最终成为苍白无力的政治说教，而这种“道德政治”学说，也最终成为前后封建统治者统治愚弄百姓的不二法宝。???
《周易》里的“君子”之为就是政治之为，“君子”之道，就是政治之道。这在《周易》一书里已构建出“君子”之治这一政治理念。在《周易》一书里的“君子”之论，无疑是对君子之治讲述的政治谋略与道德性建设的政治学说，是希望“君子”通过政治经验取得与“道德”完善，以实现“家”、“国”之治，而达到“天下”太平之目的。
《乾》里讲述的就是一种君“谋”与君“德”，即君子之道。而《坤》里已然是用比喻象征来寓意政治道理。通过牝马柔顺与大地生养万物的道理，让“君子”仿效牝马与大地所蕴含的美德。正如《大象》文里引申出的那样“君子以厚德载物”。即让君子去效法大地，胸怀宽广，包容万物那样，才能承载着政治（即治国安邦）重任。这里的“君子”就是指在位者，“君子”含有美德，才认为能实现政治抱负，即达到国家之治之目的。《坤》篇讲的道理，正是给“君子”讲述的，通过对大地美德的歌颂，来启迪君子以效法大地的那种生养万物的涵养。又以牝马的柔顺之美来启迪“君子”要柔顺与谦和，目的使君子拥有一种美德，以达到政治目的实现。《周易》里的君子之道德性，同样是个政治内涵，而不是做普通人的道德观。若针对每个人而言，那么道德修养则具有普世价值，可《周易》里只是讲“君子”之道德，是为了安邦治国之目的，说白了是为统治者，讲述的统治谋略。
在《师》篇里讲的“大君有命，开国承国，小人勿用”。这“小人”正是与“君子”是个对立的血统身份上的概念，而不是指没有道德修养的人。这里的大君是指天子或王。“大君颁布命令，给分封诸侯和公卿的那些有国有家者，而没有身份的劳动者（小人）是不能享有的”。开国承家者只能是有血统的身份的宗法等级体系，而劳动者（小人）是没有份的。
西周的宗法制，是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与国家制度相结合，以维护贵族世袭统治的制度。宗法制是氏族社会沿袭下来的制度观念。是以父亲血缘维护家长世袭权力的传统。围绕着家长，按血缘关系的亲疏尊卑，确定他们在家族或宗族中的身份。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氏族血缘关系不但没有解体，反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巩固。族权与政权合二为一，宗权与君权难解难分。
而到《周易》时，“君子”已泛指拥有“周”的封地的在位者，即整个西周的贵族统治集团成员，自然是不包括被统治者，即“小人”。
西周确立了这个血缘分封等级统治秩序后，哲人们就无疑从理论上完善这种体制，这正是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的体现。《周易》作者确立了“君子”这一政治理念，即赋予了“君子”的政治内涵。无疑是对在位者，即对统治者做出的理想道德品格预设。把统治者的治国行为上升到一种道德理想化，才有了先秦儒者对“君子”这一政治概念的反复诠释。也正是《周易》建构“君子”这一政治概念，“君子”成为先秦儒家理想中的治国安邦的承载者。《周易》的“君子”，又不同于帝王家天下的“官”，也不能认为是周朝的君王，而是整个维系着分封“天下”的那种血缘等级秩序的贵族统治集团成员的一种身份角色，即分封制里的“有国有家”的在位者。这是《周易》一书里“君子”的特质。因西周三王之后的诸侯已经开始各自为政了，周王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故《周易》所向往的是“君子”共享，共存，共治天下。《周易》里就是讲这种“君子”之道。这正是体现在“乾”篇中的“群龙无首，吉”的政治思想。君子就是对这整个周王朝的统治集团来说的，正是那个宗法制的宗族天下，是一个宗族式的利益集团，“君子”既是享有利益的统治集团成员，又是肩负着维护集团利益的角色。《周易》一书构建的“君子”这一政治概念，正是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性。???
《周易》一书中讲述的“君子”，归根结底是给“君子”讲述的安邦治国的政治道理。《周易》作者希望的是君子共存，共治，而达到“天下”太平的目的。
《周易》在论述君子之道时，自然给君子赋予了种种的政治内涵，即君子如何的去安邦治国。君子遵循什么准则去治国安邦。《周易》并不像西周初所建构的“以德配天”的治国理念。而《周易》作者为“君子”（统治者）设定了一种新的治国理念，最大的是“有孚”思想的构建。“有孚”作为“君子”治国安邦遵循的最根本的行为准则，是贯穿着“君子”之治以“民本”(即有孚)为政治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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