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里特强的忧患意识，并非同西方宗教里的“原罪”，还是佛教里的“四谛”痛苦，而寻求“灵魂”的皈依。而《周易》里的忧患意识不是看到了人生苦罪，恰恰是看到人生积极一面上的一种责任，即对人生持有一种理性的认识觉悟。如《坎》篇里的“习坎，有孚，唯心，亨，行有尚”。《周易》里的忧患意识觉悟，皈依到道德责任上。即用“爱维系人生的信念，拥有爱这种品行道德，就可超越人生路途上的坎坷不平”，这是把道德性作为人生的信仰。这种觉悟与责任在《周易》以前就已产生了，《尚书》中记载周初事迹的“周书”中不凡透出这种忧患，因忧患意识而产生了“敬德保民”的思想。周人取代殷商而建立周王朝，这次的“周革商命”后，周的统治者在政治实践中变得理性起来。特别是周公对“周革商命”过程进行了反思，即对“天命”有了反思。商是一个具有原始宗教意识的朝代，他们无条件的信仰上帝和神秘的天命，认为他们的命运由天命所主宰。故殷纣王在面对大臣对他荒淫行为进行劝诫，却无所顾忌的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周代商后，周统治者看到政权交替变化过程，是民众起了力量，也使周的统治者认识到“天命不于常”（《康诰》）。天命不是永远不变的，而是可以改变的。周初统治者认为天命的转变是与统治者个人的“德”有很大关系的。商纣王娇纵淫逸，“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酒诰》）。相反，作为文王却“克明德慎罚…….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康诰》）。由于文王能够明德慎罚，具备高尚的道德，所以天命眷顾，让周取代了商。周初统治者的天命信仰是有条件的，即附加上了道德性，这与殷商的“天命”信仰不同了，认为天命“惟德是辅”，只要统治者能够修德，才能保住天命不失。这也是周初“以德配天”的根由，因此“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成为周初统治者的政治新理念。故周初统治者把忧患意识转向政治存亡之上，即忧患的内容乃是政权巩固和社会的稳定的维护与保障。而忧患的核心内容，则是对“小人”（民众）行德政。这就是政治上的觉悟与责任。这是周人从殷人灭亡所取得的经验，“以德配天”的内容是“敬天”，“明德”，否则“天命不佑”。所以周公在告诫成王要时刻处于忧患之中，保持戒惧谨慎的态度。
忧患意识，来自于政治成败上的自我觉醒意识。周代殷，取得了统治地位。因周本是大殷国的一个小国邦，反而取代殷的地位。周人要解释这种新的合法地位，就产生了“以德配天”的新说法。《尚书》中的“西周书”里不凡有一种忧患意识，即“失德”将会失去“天命”的保佑。这既可以说明殷亡周兴的道理，又可以教育新的执政者保持一种忧患意识，否则就会像殷亡那样的局面重演，才有了周公告诫成王（《召诰》）的那些忧患意识。而《周易》里的忧患意识更强，但又不同于《周书》中的忧患意识。《周易》已走出“以德配天”的观念，完全是理性的认识这个现实世界。《周易》突破了“以德配天”的理念，而转向“以德配民”(爱民)，去掉了“天命”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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