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占卜是个借口。以《周易》里的文辞，来附会所问的人事吉凶，无疑形同于胡说八道而已。
⑽《昭公十二年》：“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此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外强内温，忠也。和以率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外内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此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
此例中的“坤之比”。“比”则是春秋《周易》文本中《坤》里的第五繇题。而此卦例中：“坤之比。曰：‘黄裳元吉’，正是春秋《周易》文本里《坤》卦中排第五的繇辞。即“黄裳元吉”。而今本《周易》“坤”卦中的第五爻辞，一样是“黄裳元吉”，只是以“六五”为爻题。
此例占筮出《坤》卦里的这一繇辞，就以此来断吉凶。南蒯通过得出的“黄裳元吉”，就认为自己所想干的事情，也就大吉大利了。而子服惠伯则不那么认为。子服惠伯却有另一凡的认识来解读《周易》，认为“易不可占险”。即认为有德行者可占，而无德行者，就是占出的是吉卦，也不会是吉的结果。这是一种对占筮附条件的认识而已。实乃是自西周倡导的“以德配天”的神学观念的反映，即“天人感应”的天命思想的表现。
⑾《哀公九年》：“晋赵鞅卜救郑，遇水适火，占诸史赵，史墨，史龟。史龟曰：‘是谓沈阳，可以兴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齐则可，敌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各位敌，不可干也。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水胜火，伐姜则可。’史赵曰：‘是谓如川之满，不可游也。郑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郑则吉，不知其他。’阳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与也。微子启，帝乙之元子也。宋，郑，甥舅也。祉，禄也。若帝乙之元子归姊，而有吉禄，我安得吉焉？’乃止。”
此筮例中的“泰之需”中的“需”，是春秋《周易》文本《泰》里的第五繇题。而此筮例在《周易哲学解读》里有详细解说，此处就不再多叙。???
我们从这些筮例的说辞来看，使我们能够知道《左传》一书记载的春秋时期史巫是如何用《周易》"筮之"的，下节将评论《左传》一书所记载春秋时期史巫为何用《周易》卜筮的历史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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