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这种结论下的还过早。以“竹书《周易》”的发现，就认为“九·六”争论画上了句号，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并且竹书《周易》资料鉴定时间的下限并未排除汉初。竹书《周易》又是海外古玩市场购回的，没有考古出处。且不说其伪。就算竹书《周易》是战国未期的传本。竹书《周易》只能证明战国末期《周易》已经有“九·六”之说了。而“九·六”之说也正是战国末期的产物。那么，竹书《周易》自然不能证明《周易》原创时就有“九·六”的称法，故不能说先秦时期《周易》已经有这些“九·六”之称。我们认为“九·六”之争画上句号，正说明不是先秦时候就已经存在了，“九·六”之称，而是秦汉之际添加进《周易》文本的，说是先秦就存在的，显然是错误的说法。
又如《清华简》的发现（清华入藏战国竹简），已有研究者通过对《保训》篇的发布，而从其中的“侌（阴阳）之勿（物），咸川（顺）不（逆）”。这一句里理解认为，《周易》在周文王时期已经产生。把“川”理解为“坤”卦解释。这本是在传播中，连竹简上的文字都没有统一规范及公认的说法时，以及竹简的真伪还在争论中(因竹简是从海外古玩市场上购回的，并没有出处)，可有人望字生意，就论证出《周易》如何如何的，那只是以讹传讹的说法而已。
我们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孔子是春秋后期的一位伟大思想家，孔子对《周易》一书性质的认识与论述，无疑在先秦时期为战国百家争鸣，开启了理性之门，也为先秦时期那场中国式的启蒙运动做了一个奠基。
帛书《要》文反映孔子对卜筮与《周易》讲德义的论辩，无疑是理性与进步的思想。那应是先秦最具有启蒙意义的哲学思想了。那段话所表现的思想性，无论先秦，抑或是后封建社会，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千古绝唱。再没有人，也没有典章里出现过真对《周易》是卜筮是义理的辩证论述了。《要》文之后，纵然长达两千年里再没有过谁能像孔子那样精辟的对《周易》一书正确的认识过。但遗憾的是就这《要》文却成了绝学，不传于后世。正因是帝国的统治者，看到那理性的东西与帝王专治家天下的统治思想是不相适应，所以才庶蔽起来，只能带到坟墓里去了。汉统治者把先秦《易传》不适应统治要求的思想观点删除掉，而把适合的给保留下来。这才是帛书《易传》里《要》文不见天日的真正原因。
孔子是老而喜好上了《周易》，虽然已发现了《周易》一书里的德、义思想，可也曾感叹时间上来不及对《周易》彻底弄明白。弄明白什么呢？自然是一部有古圣贤者的话，又是讲德义思想的书，为何落到史巫者用于卜筮呢？当然孔子没有时间弄明白史巫用《周易》卜筮的历史成因，那时也没有考古学，也不知道《周易》所用那套符号何时产生，又如何被史巫衍生为卜筮工具。面对史巫用《周易》卜筮的局面，孔子只能认为“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而已。
由此也已然表明孔子的伟大与理性。在先秦唯孔子发现了《周易》一书的真理，旗帜鲜明的表述《周易》是讲“德、义”之书，并理性的向世人宣言:“吾与史巫不同，吾求其德而已”。无疑孔子的目的是想把《周易》从史巫手里纠正过来，并致力于恢复《周易》里的本来思想。
孔子看到了《周易》一书里的真理，可无情的苍天没有“降斯于大任”于孔子，若孔子多活上几年，就能够把《周易》的文辞和义理充分掌握了，也会懂清楚史巫为何错把《周易》当卜筮而用的历史成因。可孔子没有完成这一划时代的历史重任，而孔子刚刚发现《周易》里的“德、义”之声，也被无情的历史之门关闭了。这刚刚开启的希望之门一关就是两千多年。孔子对《周易》真知灼见的认识，被埋葬在地下，一埋就是整个后封建时代。帛书《周易》与《易传》的考古发现，无疑对《周易》的再认识将起到大变化。
也正如武汉大学萧萐父教授他在《郭店楚简的价值和意义》中说：“……这次大批简书的缤纷出土和研究的逐步深化，势必对中华学术文化的未来发展产生巨大的，难以估量的影响。”
而此文中引用了在香*举行的“传统文化与21世纪”学术会上饶宗颐先生的话：“近二十年的考古新发现，特别是大批楚简的出土和研究，有可能给21世纪的中国带来一场自家的文艺复兴运动，以代替上一世纪由西方冲击而引起的新文艺运动。”（《部分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饶先生的预见是可能的。有可能从考古发现的简帛书上的研究，对传统文化思想的新发现与对古典文化的再认识。看有多少先秦理性的东西而被黑暗的后封建社会里所庶蔽。但愿出现饶先生的那种愿望的预见，而不是像学界里从帛书《易传·要》文里错误的研究认为，把孔子变成一个非理性的人了。说孔子常常占筮，还是占筮高手，这恐怕不但不能带来一场自家的文艺复兴运动，而是带来了一场封建巫术占卜算命迷信上的复兴，那可是很悲哀的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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