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元帝登基后面临着严重的自然灾害，即所谓的灾异不断，当时的皇帝要下诏自责，并切要采取措施解决灾异问题。在非常落后的农业国度，全靠自然经济维持社会运转，一旦发生大的自然灾害，就会出现社会动荡，而且家天下的专制体制又极易产生官僚阶层的腐败，更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加俱。天灾人祸加俱社会动荡，高高在上的一家之长皇帝，也只能祀求天帝降临福祥，保佑天下太平。因为“君权神授”的观念，虽然是统治者的“神道设教”，但久而久之，皇帝之家也就深信不移了，认为灾异不断也是上天的意志了。
由于连年的灾害，到初元三年汉元帝又下诏书自责，并且要求“丞相，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三人”。这道诏书，是让推举懂阴阳灾异的人，来解决灾异问题。京房就是这次以懂阴阳灾异者身份进入朝庭的。京房进入朝庭，就“所言屡中，天子说之”而得以皇帝的宠信。皇帝自然是要迫切解决不断出现的灾异问题，并且会向京房询问如何来消除这些灾异问题。而京房的献策，是出乎常人的意料。若按连年不断的灾异出现，如地震、山崩、地裂、水泉涌出，关东今年谷不登，民多困乏，北海水溢，流杀人民等等。这本为自然灾害，并不反常，但在经济、科技文化落后的农耕时代，又是大一统的家天下，皇帝就是一个大家长，天下人都是皇帝的子民，都要跟着皇帝吃饭穿衣求生存。一但出现大的自然灾害，这个大家长就会焦虑不安。元帝时期，西汉已进入衰世时期，早在他的祖父汉武帝把国力消耗的差不多了，国家在走下坡路。然而在中国的皇帝时代里，人们更相信灾异是上天的意志，往往从天命观的角度考虑所出现的灾异问题。而现实帝国里的统治权力结构模式，又非常成熟（即有很成熟的历史政治经验的借鉴），无论王公贵族，世袭荫禄地位者，也无论通过权贵推选，还是地方官史选拔的符合为帝国服务的读书人才，都以权力结层构成利益战线。
西汉后期宫庭的宦官势力与王公国戚及朝廷大臣都有某种一荣则荣，一枯则枯的那种帝王统治下自然生成的并发症。京房进入朝廷，并且得到皇帝某种程度的信任，也自然会引起原班权贵的注意。京房入朝没几年终于陷入权力争斗的旋涡里，导致京房被杀，也并非出乎意料之外。在一般人看来，皇帝是以面对“明阴阳灾异”的高人之间的交流，是如何能消除灾异，可使天下风调雨顺，阴阳和合，天下太平，皇帝就没有了心中的焦虑和愁楚。
京房虽是以“术”参政，但京房的可贵之处，并不是以一个术士角色来为皇帝解释灾异和如何消除这些灾异。从一般常识来讲，京房应以阴阳、鬼神这种神秘上来阐述灾异问题，如进行祭天祈祷什么的大型活动，还搞什么封禅的活动，以得以天帝的谅解，总之得与神的鬼的活动相关。可京房提出的并不是与一个“明阴阳灾异”角色人的职能范围责任相符合，却提出了“考功课吏法”，这应属于当朝丞相大臣政治家们的职能责任，然而京房提出的“考功课吏法”具然得到皇帝的认可。这又体现了京房的理性一面，大概皇帝和京房多次交谈中理解“考功课吏法”的必要性。也正是京房看清楚了帝国走向衰退的结症，应必须进行吏治改革。
“考功课吏法”就是对官吏的考核整治，这属于政治改革，要冒极大的风险。既使现代的中国涉及到政治改革，已是举步难艰，何况皇帝的时代，整顿吏治，本身是一种想象，而实践是行不通的，那因是体制的使然。可京房真有点不自量力，所提出改革课题太大了，就是元帝也担负不起。
西汉至亡国时围绕着帝王周围外戚，宦官势力是盘根错节。皇帝如同身陷在大墙内里的笼中鸟，早已辨不清东西南北，谁忠谁奸。帝王体制所固有的痼疾，皇帝如何能辨的清楚。谁接近皇帝谁就能影响皇帝，这就是帝王制里的怪圈。
京房提出的“考功课吏法”，元帝还算明智，也想当个明君，做个有作为的皇帝，就同意京房的“提案”。皇帝同意“考功课吏法”，当然得有一套方案，可操作的准则，还得有人推行。
“考功课吏法”的实施不仅涉及当朝权贵，王公贵族的利益，而且还要涉及到皇帝的专权问题。这就要建立一整套与政治有关的制度，若皇帝专权问题不加以约束，什么“考功课吏法”都是纸上谈兵，还会加快一层层的腐败，最终改革是向死胡洞。
要想在家天下的体制上进行“考功课吏法”本身是行不通的。而事实上京房提出的方案还没有进行实验，自己就被套死在自己提出的主张上，即提出的政治改革措施还没有开展，就身先死去，改革也随之被扼杀。这在《汉书》京房传里有述。
《汉书·卷七十五》里有京房传：“京房，字君明，东郡顿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寿。延寿字赣……赣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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