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面第一步中已知，可通过“大衍之数”起卦，得出揲蓍之数再变出的“六联体”符号，就知道是《观》的符号，但如何得出《观》里的某一繇辞呢？实际这是一个很好解决的问题，即规定出筮法原则。如规定出，在起筮过程中，通过揲蓍所得出的奇偶之数里，凡遇最小（或称“少”）的偶数“六”，与最大的（或称“老”）奇数“九”，是谓“变数”。凡得出“大”、“小”变数，就是“繇变”（后来改称“爻变”），就得出某“卦”里某“繇辞”来（因为通过“大衍之数”，推演的结果只有“六、七、八、九”四个数字出现）。如第一步中，在揲蓍过程所得六个数目，其中排在第四中（文字繇题从上第一排）的数是“六”，是“六、七、八、九”中的最小的偶数，按筮法规定是“变数”（即“繇变”，而不是变出六十四卦里另一卦，这只是心知肚明一卦那一繇题就为变，就用这为“变”【后称“动”】的繇辞做断卦依据了）。那么就知道是《观》中的“六联体”符号自上而下排在第四的“繇画”是个“变画”，在记作的时候可在这个“变画”符号后面几个记号（如记个“×”，如上面图例）。在对应《观》里的繇辞，就知道是什么内容的“繇辞”了。
春秋史巫在起筮时，用蓍草推衍，是心知肚明的会心里记着这个“六”是个“繇变”，还是用毛笔在竹筒上把《观》里画符号排在第四的繇画符号上作个特殊记号。
而是史巫用揲蓍推演出六个数字后，按成卦法则转换成卦符号，就知是《观》卦了。同时按成卦法则规定的“大”、“小”奇偶数（春秋筮例中还没有阴阳说法）为“变数”，也就知道《观》里的第四繇画是个“繇变”，目的是得出“繇辞”，而不是再变出新的六十四卦一卦画符号。如上面“第二步”中的《观》结构形式里第四繇辞的“繇题”是《否》。已知起筮时，这一繇辞是个“繇变数”，假如规定是要按这一繇辞，推断人事吉凶的，史巫起出这一卦时，就会说：“遇《观》之《否》曰：观国之光，利于宾于王。”这《否》是《观》里一繇辞的“繇题”而已，而不是又变出了所谓的六十四卦里的《否》卦。故不能认为《左传》里的“《观》之《否》是“变卦”筮法，而恰当的称法，只是个“繇变”筮法。
《左传》里记载的第一筮例，是史巫以春秋《周易》文本，通过蓍草推演起筮，通过“十八变”得出的数字按奇偶之数换成卦画符号，就可起出一“卦”来，卜筮的巫史，不用翻本就知是哪一卦了。在通过起卦时人为规定卦画某划是"变"划，就得出某卦里属第几的"繇辞"来。这本身没有一定之规，均是一种想象而已。后在宋代邵雍不是"发明"了多种起卦方法，现在不是用铜钱摇摇看正反面来起卦。再一，前面已说过，正因春秋《周易》文本，在起卦上有局限性，如起卦时只有出现一个"变”数，才能得六繇辞里某一繇辞，若出现两个以上变数，就超出那种格式，就得不出这种格式里某一繇辞了。也就转变成超出春秋《周易》文本每一卦里六繇题范围而变为另一卦画符号，故后来才取消用《周易》名称当"繇题"格式，改成以阴阳数字(六·九)为爻称格式的《周易》文本。
以“大衍之数”为春秋《周易》文本算卦来起卦却有局限性，就是只能求六十四卦里某一卦某一变数，才能得到某一“繇辞”来断卦，若出现所谓两爻变就超出以《周易》名称做繇题的范围，就得不出繇辞了。
那么，假设以春秋《周易》文本若是起卦如偶然出现《观》卦里两个及二个以上至六个为变数，如何求“繇辞”呢？上面已说过出现所谓二“爻”（因当时不称爻，而称繇）变，或二至六“爻”要变，就超出春秋《周易》文本繇题范围。但卜筮是巫术迷信，没一定之规。若遇这种情况可心知肚明的在多“爻”变时，不让变出超范围的另一卦，规定出第一变数，或最后一变数为准，只求一个变数，也能得出如春秋《周易·观》里每一繇题里繇辞。
如：
七 —
九 —（x）
八 ∧
六 ∧ (x)
八 ∧
八 ∧
（揲数）(《观》里的“符号”）
如《观》卦起卦时的那种揲数排列中无论七变九、九变七数，或是六变八、八变六时，只要不改变所谓的变画，就变不出《观》卦符之外另外的卦符号情况下的说法。若是按老少数二个变画出现，就变出另一卦，这种特殊情况下就超出春秋《周易》文本每篇里的“繇题”范围，是得不出“繇辞”的。 这种特殊情况下，是在出现二至六个变数时，不去改变繇（后称爻）画，就不会变出六十四卦里另一卦，就超不出六繇题而规定出某一变数繇题辞为断卦依据，就解决超出春秋《周易》文本六个卦名所命繇题范围。因春秋《周易》文本起卦时只有一个所谓爻变才能得出六十四卦里某一卦里某一繇题（因是《周易》名称为繇题名称），才能得出某之某曰的称法，若二个至六个所谓变爻出现就得出六十四卦里另一卦，就超出春秋《周易》文本里以《周易》六名称命六个繇题名称的范围，这就是局限性，故后把春秋《周易》文本来进行再改造，为数字爻题的今本《周易》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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