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副标题：明治夏目，大正燕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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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日本的明治时代的优秀文学家并不少，写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层出不穷。但也要注意到，这些文学家都有一种通病：过于重视理论研究，缺乏实践作品。
少有的小说创作也大多是为理论服务，囿于技巧性和艺术性，影响力只能限于文学界自身，不太能被庶民阶层所认知。
那个时代的日本文学界，由于西方先进的理论和各色流派在短时间内大量涌入，致使更多的文学家们将重心放在了理论和技巧研究方面，很少有文学家考虑到自己实践创作，更遑论用自己的作品影响国民了。
这或与也和我们日本民族精于学习但稍显刻板的国民性有关。
而夏目漱石便是明治时期极少的实践派，小说的声誉远高于文论，并且最有名的几部小说，语言风格都带有很强的庶民气息，在民间的影响甚大，这才奠定了他“国民大作家”的声望。
他的作品在报刊连载期间，日本的和服店和首饰店甚至有卖其小说的周边，可见其在国民间的影响之大。这种庶民的影响也可能是促使夏目漱石为民众而写作的原因之一。
夏目漱石作品中体现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也是值得说明的一点，他的作品反映了日本近代化大潮中的种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重大矛盾和冲突。将不同阶层的特质和缺点通过奇特的艺术构思表现出来。而批判现实主义风格在全世界都是倍受国民推崇的。
明治之后的1912年-1926年是大正时代，因为欧陆大战让日本工商业十分繁荣，所以这是日本近代史上的黄金年代。在政治上被称为“大正德谟克拉西”，在文学艺术上则是“大正罗曼恩蒂克”。
到底有多浪漫呢？
看看这一时代的作者们，宝塚、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少年太宰治、武者小路实笃、竹久梦二、泉镜花、佐藤春夫、室生犀星……
他们在东西文化的冲击之中，作品不但是纤细敏感，都已经有点神经质了。显而易见的，他们的作品难免与庶民的口味有所偏离。
1916年夏目漱石去世。因此那个时候的读者都有了一个疑问，大正时代会出现下一个夏目漱石吗？
然而我们日本人全都没有想到的是，接续上夏目漱石，成为大正时代“国民大作者”不是日本人。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甚至是一个不以日语而是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袁燕倏。
顺便提一下，夏目漱石是明治时代有名的美男子，而袁燕倏是划时代的美男子。（注释1）
两人同为文学家，但是袁燕倏是比夏目漱石更为纯粹的作家。他几乎不涉及文学理论，只以自己的作品来验证他的“文学之道”。
那么他的文学之道是什么呢？按照袁燕倏本人的说法，就是“庶民的胜利”。
他对于所谓的知识分子文学的态度极为不屑。
他曾经说，这世上能写写小说，哼哼诗歌之人就算是知识分子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他们的作品不过是吃饱了还认识几个字的闲汉怨女们的无病呻吟罢了。
袁燕倏在上海中国公学担任教授期间，曾经开办过文学创作课。他第一个学年就出了一个题目《种田》。
他也真的在中国公学旁边开辟了一块农田，让他的学生跟着老农耕作。等到收割完毕，学生们才开始正式写作。
而他唯一给与满分的学生作品只有七个字加一个标点符号：种田真的太累了！
袁燕倏还给了这位学生一字五十银元，总共四百银元作为稿酬，这位学生名叫谢婉莹。
正因为以这种朴实的、不虚矫的，很接地气的态度进行文学创作，所以他的作品几乎都是通俗文学作品，涵盖了科幻、恐怖、侦探、言情、幻想等等通俗小说门类。
大概因为语言的限制，他在用不同语言创作的时候侧重门类也不同。
他的英语小说主要是魔幻和科幻，他的中文小说则是打着穿越旗号的历史小说。
而他的日文小说除了最让人称道的侦探小说之外，还有他自创的“轻小说”和“官能小说”。只不过袁燕倏对于后两者兴趣不大，稍稍涉猎而已。
可是这两者却大受我们日本读者的欢迎，也让许多作者开始创作起这两类小说。后来大萧条的到来让社会气氛愈加严肃，政府出面禁绝这才让这股文学风潮稍加平息。
实际上裕仁天皇便是袁燕倏的忠实读者，尤其喜欢他写的官能小说。
据说，大正时代晚期最有名的一本官能小说《贵妇白莲》是裕仁皇太子亲自拟定大纲再秘密请别的作者代笔的。
还是据说，这本书的主角原型便是大正三大美女之一的柳原白莲，她是大正天皇的表妹，也就是裕仁的表姑妈，还是一位着名女诗人，有着“筑紫女王”之称。而这位筑紫女王与袁燕倏在二十年代早期也有过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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