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晋怎么都没想到，差点要了自己的命的，竟然是这么一段很单纯的商业理论阐述！
王锡爵错了吗？恰恰相反，他一点都没错。尽管不懂商业，不懂现代经济理论，更不懂什么人类社会发展五个阶段的某某主义，但是他有着最深厚的国学功底，有着统治一个人口上亿的国家的经验，更有着超人一等的洞察力和判断能力。
有了这些，能够看出王子晋这点经济理论深层所蕴含的东西，有什么奇怪？
事实上，中国古代并不缺少对于经济理论的探索和研究，春秋时的管仲，西汉时的盐铁论，都包含着相当犀利的经济理论探讨。而当时的统治者最终所作出的选择，之所以没有进而发展出什么资本主义萌芽，归根到底只有一个原因——
当然不是什么狗屁的独尊儒术，儒学其实一点都不排斥经济理论和商业，子贡还是个大富翁呢，孔子在这方面只是承认自己不够专业而不向这方面发展而已。真正使得中国的统治者限制商业和商品经济理论发展的原因，就是客观的条件，中国从古到今，都太孤单了！
是的，就是孤单，孤单到了环顾四周，我们甚至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贸易对象，不管什么人和中国人做生意，都会轻而易举地陷入贸易入超的窘境之中。像中国这样庞大而文明的一个经济体，在全世界长达近两千年里都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根本找不出足够分量的贸易伙伴来和我们竞争，和我们一起发展。
有人要问了，垄断不是最好的牟利方式吗？持这种观点的人，只能是完全不懂得自由市场经济的精髓所在。这个精髓，就是在于培育市场，而后延伸产业链，在这种条件下，充分的竞争会使资源得到最为科学的配置，也会促使社会良性发展。垄断，只不过是先让大部分人去养活一部分人，到最后大家一起憋死的慢性自杀而已。
而中国，恰恰就是这么尴尬，我们太文明了，太发达了，发达的太早了，以至于周围都是只能抬头仰望我们的穷邻居。唐朝宋朝时，我们甚至不用输出商品，单单是卖文化就能榨干日本朝鲜这样国家那一点可怜的剩余价值；到了明朝，中国又是只用了一百年，就逼得欧洲人不得不去开辟新航线，以获得足够的贵金属来弥补和中国的贸易逆差。——当然，到了后来中国日渐衰落，人家就发现老老实实做生意，不如放炮打枪地来抢划算了。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统治者选择了轻视商品经济的发展，因为那根本没有必要，没有这些理论，中国一样在对外贸易中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相反，对于大一统的政治来，地方商业势力的离心倾向又是那么明显，一旦发展起来势必会危及中央政府的政令下达——对于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而言，任何一点离心倾向都值得给予最高的重视，都会招来最严厉的打击。
十六世纪的中国江南，站在了资本主义的门槛上？
在王子晋看来，这样的一个命题，至少是部分成立的。这成立的一部分，就是江南一带人均收入水平，已经到达了一个相当高的地步，由此造成的劳动力解放，还有地方政府支配力的下降，再加上外部贸易的有利地位，都是相当美好的环境。
但也仅此而已了。江南并不是割裂的江南，而是大明朝的江南。江南要承担大明朝四成以上的赋税，要提供最为精英的一部分官僚，是这个帝国最为精华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样的江南，朝廷怎能容许它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
这样危险的苗头，已经不是一两了。即便是到此不过大半年的王子晋，也为江南一带政府势力的萎缩和地方士绅势力的强大而惊讶，毫不夸张地，任何一个派到江南来的流官，若是不能取得当地士绅家族的支持，他这官就完全当不下去。倘若他的某项政令不先通报当地的各大名门望族，政令不出衙门都只能算他运气好，在衙门里就被打回去的可能也不。
后来历史上的东林党，将这种倾向几乎发挥到了极致，就以一个所谓书院的名义，实际上行使了江南数府之地绝大部分的行政权力，官府都只能绕道走。曾经入选中学课本的《五人墓碑记》便是出于东林党嫡系传人张溥之手，而那也并不是什么义士激于义愤，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群众运动，只要东林党发话了，那几个锦衣卫和东厂的番子算得了什么？
王子晋为此震惊过，然后便是窃喜，一个被士绅阶层支配的社会，而这个阶层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和这时代最发达的商业经济体息息相关，这是一块多么适合他发展的沃土！而后的进程，也验证了他的判断，白手起家却能混得风生水起，只需分出相当的利润来拉拢如太仓王家、长洲文家这样的家族，他这个来历不明的外人也可以所向披靡，横行一时，看着家产点点累积，未来的路一片光明，他曾经为之踌躇满志，大有下何处不可去之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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