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间客厅之中，王子晋第一次从一个货真价实的东林党党人的口中，听到了这个党之所以会出现，会存在的理由。
简单说来，东林党会出现在江南，并且得到了当地士绅和大部分江南籍官员的支持，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大明朝近百年来，经济的发展几乎陷于停滞，朝廷的支出却日益增长，使得明朝的财政状况不断恶化，也导致了许多问题。
到了张居正时代，支持他上台的主要力量是北方的一些利益集团，其中就有晋商集团的影子。他们不光是出钱出力，甚至还培养出了代表自己利益的高级官僚，比方说张居正的得力助手，在张居正之后短暂接掌内阁的张四维，还有时任宣大总督王崇古，他亲手订立了大明和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之间的所谓隆庆和议，更是极大地丰富了晋商们的钱袋子。
在张居正的执政期之中，隐藏在日渐宽绰的财政状况背后的，是一个很少人注意到的事实，那就是江南的经济，对大明的经济作出了太大的贡献，却没有享受到相应的好处，甚至于，他们在中枢的发言权，还比不上晋商背景的张四维等人。按照高攀龙的话来说，这就是所谓的内阁压制言路，使下情不得上达，而按照王子晋的理解，就是经济上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的江南士绅们，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政治话语权，他们当然要闹腾了。
而张居正用来统辖全国官僚，使得整个庞大的文官集团成为他个人意志一言堂的工具，就是所谓的考成法。于是这个法，自然也就成了非张居正嫡系官僚们的眼中钉，早在张居正时代就饱受争议，等到了申时行接掌内阁，为了缓和内阁和下面文官之间的矛盾，终于是废除了考成法。
然而考成法虽然是废除了，内阁却依旧延续着张居正时代的执政路线，言路依旧不畅通，文官们还是眼睁睁看着内阁把持着绝大部分的权力。几年过后，他们终于看清楚了，现在问题不在于内阁本身，而是在于皇帝，正是万历皇帝将内阁牢牢把握住了，皇权凌驾于相权之上，内阁彻底成为了皇帝的狗腿子，才使得文官们几乎没有翻身的力量。
所以，才有了万历十五年时，第一波的争国本风潮，其实文官们和皇长子、皇三子都没什么交情，郑贵妃在宫里的所作所为，跟他们也是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可是唯有通过这种手段，他们才能让皇帝和内阁正视他们的存在，听听他们的声音！
高攀龙的用词，当然比这雅驯的多，这都是王子晋一边听他说，一边自己归纳总结出来的。老实说，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一下东林党的主张，王子晋真觉得他们不像后世所描绘的那样，完全不识大体，只知道照顾自己小集团的利益。追本溯源，张居正时代确实是从江南获取了太多，也拉了不少仇恨，他死后遭遇这样的反弹，也是有道理的。
但是，啊，但是，世界上就怕有这个但是。王子晋的“但是”就是，说一千道一万，你们心里再怎么对皇帝和内阁不爽，这个跟我有多少关系？我又不是你们江南士绅集团的一分子，我只是想要在这纷乱的世道之中保全自己罢了！而现在，最起码我还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跟你们捆在一起才能过下去啊，因为要不了两年，你们这一帮全都会被王锡爵给整的回家种地教学生去了！让我陪着你们一块去吗？对不起，恕不奉陪！
在得到了朝鲜的退路之后，王子晋也没有多少心思再在这个东林党的雏形、姑且称之为小东林的团伙身上浪费时间了。原先他之所以要吊着这一边，就是因为在朝中，除了这一伙之外，还真没有什么势力可以跟王锡爵分庭抗礼的，要知道王锡爵一旦复出执政，他的背后还站着皇帝呢！而现在，皇帝才是真正掌握了王子晋和云楼上下未来命运的关键先生，王子晋惹谁都不敢惹皇帝啊！他再跟着小东林瞎混，那不是找死么？
当高攀龙的长篇大论告一段落之后，王子晋差点要打哈欠，好容易才憋回去了。不是他的精力不够，而是高攀龙这种饱学儒生，阐述政治观点的时候，那种语言简直就不像是王子晋能听懂的，典故是一句话一个，甚至是好几个，理论也不好好解释，直接用个人名或者是典故就完事，类似于“如xx于xx之时”，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们一样，从一下生就开始浸淫科举之中，学习这种专门的说话方式么？
好容易算是听完了，王子晋连忙表示自己听懂了，可是，要让小东林知难而退，不再纠缠自己，王子晋也要好好想想，总不好把人给得罪了。好在，关于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关系，中学历史和政治课本还是讲过不少的，比方说西欧的资产阶级崛起的时候，他们就是付出了太多的经济利益，却还是遭受着政治上的压迫，所以不平则鸣。而在西欧的历史上，掌握着至高权力的是教会，这就是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往往以宗教改革为先驱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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