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过两个小故事。一个蒙古人在沙漠里边遇到四个大食人，想杀了他们，但是一摸腰上，发现没有带刀，于是说道：“我想杀了你们，但是忘记带刀了，你们等着，我回去取刀去，过会儿再来杀你们。”然后走了。
这四个大食人只有一个人跑了，剩下三个都在这儿乖乖的等着被杀。
另一个故事。几个蒙古人进入东欧的一个小村庄，然后村民战战兢兢的拿出最好的东西来招待他们。等这伙蒙古人吃饱喝足之后，开始放火烧村子，并且杀人。
整个村子几百号人，都没有人要反抗，只会逃跑或者待在原地被杀掉。
而蒙古人不知道出于什么想法，没有对抵抗最为激烈的宋人进行大规模屠杀。根据记载，南宋地区人口只减少了26%，而北方原金国的地盘减少了89%，中亚三千万百姓杀的就剩下一百多万。
在长子远征的时候，蒙古人屠尽当时波兰首都克拉克夫的人，在向巴尔干的进攻中，也是不断地屠城。
并且之后的蒙古人并未建立起遍布全国的统治，基本上采取地方自治制度，特别是在南方地区，只要交够了税钱就可以了，都是地方上自己管理自己。
当然，要是交不够税钱，那蒙古人大军就要和你‘谈谈心’了。
所以经过蒙元的一百多年的统治，汉人的抵抗精神并未有多少削减。历史上真正开始对百姓进行驯化是从朱元璋开始的，大明两百多年的驯化。
但是大明好歹是本族政权，在朱元璋之后使不出太激烈的手段，主要是继续‘去武化’。
满清来了之后开始了最严密的奴化。满清塑造了一个可以和印度相提并论的，华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稳定国家，如果不是外国入侵，满清其实可以继续延续他的统治很多年，很难被推翻。
但是这导致华夏彻底落后于世界，并且从此丧失了文化自信，在经历过巨大冲击以后盲目学习西方。
东西方的情况是差别很大的，西方的所谓现代道德观有些根本不适合华夏的情况，最典型的就是废除连坐制度。
按照西方的观点，人是独立的，所以一人犯罪只惩罚一个人。但是东方不是这样，有多少一个人坑蒙拐骗心甘情愿入狱然后让家人过好日子的？数不胜数！所以连坐制度允熥决不会废除！至少要牵连到父母、子女和亲兄弟姐妹。
好像有点跑偏，不过允熥要表达的就是此时的汉人还是能够承担得起移民的重任的。允熥只要再解决一个问题，就可以放心的往海外移民国内的百姓了。
这个问题就是人民的团结，不至于自相残杀。历史证明，以地域和宗族团结起来的移民团体杀起其他的汉人来比杀外人要狠的多。
允熥想出来的暂时的解决办法，就是被大食人和欧洲人证明有效的——宗教。
最适合的方法其实是塑造国家民族的观点，但是这很难，允熥有生之年恐怕都见不到多少成效，所以只能用宗教。
想组成一个更加广泛的团体的办法是什么？就是寻找更多的共同点。想象一下，一个移民团伙遇到了另一个移民团伙，聊起来说道：“我供奉玉皇大帝。”对面的人也说道：“哎呀，我也供奉玉皇大帝！”这就找到共同点了。
然后呢，当地土人信奉天方教，这不就区分出内外来了吗？
并且华夏人一向对于宗教不是深信，大多数人都是浅信，只有极少数虔诚的教徒，不用担心出现神权挑战皇权的情况，只能作为一种地方上的制衡，而这正好可以监督地方官府的胡作非为。
其实宗族是对于地方政府最好的制衡，但是宗族的缺点刚刚已经说过了，所以允熥不能扶持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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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完了人的问题，允熥又开始思考政治制度。
前边已经说过了流官制度的弊端，但是允熥又不能放弃流官制度。在广大内地改流归土，允熥倒不是很担心他的权力的削减，至少现在不担心，但是土官制度必然导致赋税的大规模减少。
而允熥想推行的一系列政策都需要大量的投入，并且他要实施的一些政策，虽然长远来看对于汉人有利，但是也必然违反地方上的利益和普遍的想法。
允熥现在有一种使命感，感觉自己就像是彼得大帝，要拉着满脑子腐朽思想的贵族和百姓向前发展。
就像彼得大帝把首都从莫斯科迁到彼得堡一样，用皇权来强行推着国家向前走。
所以在内地，必须实行流官制度，让地方的宗教团体和尚未消灭的豪强势力进行监督。
说到官制，就不能不提科举制度。很多人都想不到，真正的儒家是反对科举制度的。
宋代的大儒朱熹就认为：最好的制度就是乡居里选，也就是两汉的察举制。就算是魏晋的九品中正制都比科举制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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