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一味地放宽资格也会带来许多副作用，比方说唐代就因考生钻空子，出现了许多“冒籍”现象，这也有了“严”一说，对考生资格审查的日渐严苛。
最开始，德行被设为一道硬杠，将许多人拦在了考场之外，唐宪宗曾直接规定：“州府所送进士，如迹涉疏狂，兼亏礼教……有一事不合入清流者，虽薄有词艺，并不得申送入。”
不仅是举子，哪怕是先人有犯罪记录，后代都不允许参与考试。而后，为了弥补科举中可能漏掉的德行考察，范仲淹、司马光曾向朝廷建言献策，比如废除糊名法、考察品行没有亏缺后再报上姓名，甚至一些朝代还因此有了暂停科举的做法。
再有，对考生资格的严格审查，唐时建立起了交纳家状和举子相保制度，要通过户籍、德行、学业等种种考察，这才有了跨进考场的可能。
发展到了种花家，六部就连最初的童生试都有了严苛的资格限制，必须身家清白，也就是本人无过犯、三代无贱民贱役，本籍报考、无匿丧之举、无枪替之弊、廪生保结。
做到这些，尤其是其中的本籍贯、廪生保结的限制，一是防止考生为了“容易录取”而大胆“冒籍”。
二是防止徇私舞弊从而让童生为自己选择担保人，保证自己“德行无亏”，总之一查再查，一验再验，才获得童生应试资格，开启自己漫漫的科考之旅。
为了弥补科举中可能漏掉的德行考察，范仲淹、司马光都曾向朝廷建言献策。
其实，围绕考试资格的众多设限中，并非完全没有“年龄”这一项。
比方说，唐朝为了在科举中兼顾到民间的“神童”们，专设“童子科”，要求“凡童子科，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卷诵文十，通者予官。
通七，予出身。”结果还没实行多久，发现这招根本没能召集来真正的“神童”，相反成了各路塞人的渠道。
许多年龄大、学业平庸的士子顶着“童子”之名被送到统治者面前，“痛苦不已”的统治者们赶忙调整规定，要求将童子的年龄严苛限制在十二岁以下。
宋朝碰到多次参加省试或者御试落榜的士子，实在不忍心，专门设置了特奏名制度，允许40或50岁以上的落榜者由礼部奏名，直接参加殿试。
但到后来，因为此举多半换回的是才能平庸、年龄偏大的仕官，朝廷又对特奏名的年龄和人数都做了严格规定，最先要求65岁以上，后来又改到五十五岁以上。
六部对童生也严令禁止谎报年岁，以防有人“装小”来降低考试难度或者“倚老”在乡试中获得恩赏。
换句话说，科举中“年龄”的收缩与放宽，虽然存在于不同场景，但基本上都依循着以往的路数，保证公平公正、确保考生德行。
当然，无论是“谨德行”还是“查三代”，甭管是选“神童”，还是特奏名，改来改去，也都是为了一件事，帮朝廷选到真正的人才。这也就成为了科举背后的“年龄之宽”种下来根本之因。
有一个明朝举人文采一流，考中了第一。
这个举人参加科举考试，所住寓所的对面是一位指挥使的官邸。指挥使的女儿看到他后产生了情意。等考试结束后，派一个婢女去通知书生晚上相会。
这位书生害怕损伤阴德，就拒绝了。但当时与他住在一起的另一个朋友，平时比较轻浮，就冒充书生前去赴约。晚上，婢女分辨不清，就把他带到指挥使女儿的房中私通。
两人睡下后，忘了关门。恰好指挥早上回来看到了，极为震怒，用剑杀了两人，然后去官府自首。第二天发榜时，没去赴约的这位书生中举了，且名列榜首。
“一登举子录，一登鬼子录”，荣辱苦乐，天差地别。这位书生如果心中稍有动摇，与指挥使女儿私通，便身首异处，一命呜呼了。报应可畏啊！
袁崇焕问:“你姓啥？“举人回答:“我姓留。“
袁崇焕听后当即对左右说:“此人是奸臣之后，立即刻革去他的名字，永世不得参加种花家考试。”
此人是谁的后代，为何会说其是奸臣之后呢？
原来所说的奸臣是宋朝时期的留梦炎，少年时便颇为聪慧。在勤勉的读书下，其学识也不断的得到累积。
在科举考试中，留梦炎一举夺魁，成为了甲辰科状元，从此官运亨达，在官场之上平步青云。
刚开始留梦炎只是被封了个宗正少卿的官职。为了升官，留梦炎并没有把只是走在正途上。开始阿谀奉承，肆意的利用官场上的漏洞，在官场上拉帮结拜，且贪污受贿。
再加上那时的皇帝宋理宗重文轻武，这给留梦炎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随着留梦炎在官场的势力越来越大，其官职也越来越高。在巅峰，留梦炎时任当时的宰相，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不仅如此，留梦炎还手握军政大权，风头一时无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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