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甘宁在东南海疆彰显大汉帝国的大国威风之时，帝国的西北边疆也正是旌旗招展、万马奔腾。
车骑将军老将黄忠主动请缨，要出征天山，为大汉收复已脱离统治十余年的西域诸番，主政的楚王刘琦遂任命其为西域都护，以魏延、赵云、马超为副将，又请曾任西域都护的名臣班超之子班勇为参军，调集十万骑兵、二十万步兵，另有数百门大炮随行，三十万大军浩浩荡荡西出玉门关，沿着河西走廊往遥远的天山进发，一路所经之处，大小部落皆壶浆箪食以迎王师，可见西域都护府这些年的统治还是深得民心的。
之前西域脱离大汉统治，主要是因为诸侯混战、朝廷衰弱，以致被匈奴所乘，控制了天山南北广袤的疆土。如今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北匈奴远遁北海以北，南匈奴则归顺汉廷，正是收复西域的好时机。
如今西域大小番国林立，号称有三十六国，其中焉耆、龟兹势力最为雄厚，倚仗对丝绸之路的垄断大肆敛财，并用这些钱财来招兵买马，各蓄积了十余万兵马，所以最不情愿中原势力重回天山的也是他们。
楚军这些在中原的所向披靡，西域诸国也是有所耳闻的，故在得知黄忠大军来伐后，焉耆王与龟兹王大为恐慌，商议之下认为汉军跨越大漠、万里而来，粮秣供给困难，若是能据城坚守，待时日一久、粮草耗尽，必不战而退，届时再追击之，必可大胜。
于是由焉耆、龟兹两国牵头，共调集了西域三十六国共四十余万兵马，在城墙厚实、地势险要的乌垒城据守，想着要在这将汉军活活耗死。
只是他们没料到的是，三十六国并非铁板一块，参军班勇自幼便随父亲班超在西域生活，熟知内里复杂的关系，有小国且末、若羌等，早就对焉耆、龟兹垄断商路收益的霸道行为大感不满，班勇遂通过他们知道了焉耆、龟兹在乌垒城的布置，并报予主帅黄忠，定下了破敌之计。
四十万西域联军在乌垒城苦等了月余后，汉军终于抵达，却是不紧不慢的在城下列出方阵，而后将数十架开山炮从后方推出。这些开山炮又与之前曾在幽州大破匈奴的子母炮不一样，并未使用换膛设计，且得益于大溪城高压冶铁技术的长足进步，炮身在粗度和长度增加的同时，重量并没有大幅度提升，这才得以跨越万里大漠，来到这乌垒城下。
城中的守军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开山炮便已开火，瞬间便是地动山摇、如九天霹雳在不停落下。西域联军本就是一些马贼流匪、商队护卫出身的乌合之众，打打顺风仗还行，又哪里经得起这种场面的考验，当即便开了城门，乱哄哄往西而逃，他们哪里知道，由魏延、赵云、马超所率领的骑兵已与百来门子母炮一起摆好了口袋阵，早就等在了西边的荒漠之中，于是血腥的屠杀就此开始。
子母炮最善野战，看准人群密集处发射便是，几轮连射后视野内几乎已没有成建制的部队，这时候十万骑兵再扬鞭打马而出追剿剩余溃兵，到最后四十万联军能生活者已不足万人。
此后西域三十六国再无反抗之力，曾反叛并杀害西域都护陈睦的焉耆王建与龟兹王广也先后被黄忠处决，为了维持西域的稳定，他将新的西域都护府设在水土丰美的高昌城，又陆续迁移中原百姓数十万来此耕种居住，把这里打造成了整个西域的定海神针所在。
不过西域毕竟太过遥远，在管理上的不便和成本问题也一直困扰着大汉，直到百年后，从长安城直通高昌的铁轨修成后，才正式宣告对西域统治的彻底稳固，那时的黄忠早已是寿终正寝而去，却并未落叶归根，而是留下遗言，将自己葬在了天山之下，终日俯瞰着高昌古城。当第一列蒸汽机车穿越大漠抵达高昌时，车头上却赫然印着三个金色大字——“黄忠号”，算是对这位一生磊落的老将军最好的祭奠。
各位名传千古的贤臣猛将都已有所交待，接下来就该轮到主角刘琦了。
被封楚王、加九锡后，刘琦又任大汉丞相、兼领大将军，军政大权一把抓，在朝堂上也与献帝刘协平起平坐，成为了汉帝国的无冕之皇。在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双重压力下，又用了数年时间将各地的土改和军改大底完成，使得往日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地方大族门阀被彻底阉割，既无军权也无财权，再也不能翻起什么浪花来。
这一切让朝廷的权力和财力史无前例的强大，超强的中央集权下，每道命令都可从中央直抵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刘琦在京城一跺脚，天边的夷族都要抖三抖。
但权力并没有让刘琦迷失初心，他始终牢记自己在大溪泽边所立下的誓愿——百姓得安居、耕者有其田、世间无饥民!
他发展贸易，鼓励通商，修路筑桥，并设立专项基金，大力资助农业、手工业、交通业、矿业等各行各业的新技术发展。在他治下，大汉帝国的经济增速远超历代，加上完善的多级医疗体系，确保病有所医，生育的死亡率和儿童的夭折率都降到了历史最低，使得粮食产量和人口数量都连年翻番。
他尤其重视兴办教育，以官学的形式在全国建立其了以中华大学（原大溪书院）为核心，州里设分校，各郡设书院，县内设学堂，乡里有蒙学，完善的五级教育体系覆盖了整个大汉疆域，且男女一视同仁，有教无类，皆可入学。
他还以前世记忆里的中学知识为基础，基于此时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亲自撰写了《格物笔谈》一书，广印于大汉各州郡。此书包罗万象，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且循序渐进，由易而难，世人皆称之为自上古以来天下第一奇书，并以新学总称之。
借着书院系统的发展和各级官府的大力推动，再加上源源不断的书院毕业生优先被分配往全国各地开办的官学任教，更重要的是商贸和工业的发展在实际运用中的需要，让新学很快在全国遍地开花。
二十年间，人才迭代的新学在地位上已足以与经史等传统学问相媲美，从而给中华文明从根子上注入了崇尚技术的基因，至于千百年后又当如何，那却只有等待后人评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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