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过。”夫人说。“我丈夫活着的时候，我们每年都来。住帆船酒店。顶层套房。他喜欢在阳台上看海，一看就是一整天。”
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在说一件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但她的手指在扶手上停了一下，只有一下，然后又开始敲击。
将岸把墨镜摘下来，放在膝盖上。那只灰白色的左眼暴露在机舱的灯光下，浑浊的瞳孔在空调的冷气中变成了一种奇怪的、半透明的颜色。
他的右眼在看着窗外——看着那些从沙漠里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看着那些在阳光下闪烁的玻璃幕墙，看着那些在高速公路上飞驰的、被太阳晒得发烫的汽车。
“阿拉丁约了我们在他的办公室见面。”将岸说。“迪拜金融中心。自由区。一栋四十七层的大楼。”
林锐点了点头。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了那枚子弹。冰凉的，光滑的。他没有把它拿出来。
飞机停稳了。
舱门打开的时候，一股热浪涌进来，和机舱里的冷气撞在一起，在门口形成了一层薄薄的、像雾一样的水汽。
林锐站起来，把行李架上的帆布包拿下来，背在肩上。帆布包里只有两件换洗的衣服和一把拆开了的手枪——枪管和套筒分开放在两个不同的夹层里，弹匣单独放在一个防水袋里。
迪拜的安检很严，但将岸提前安排了清关，武器会在他们到达酒店之后被送到房间。
走出航站楼的时候，一辆黑色的奔驰商务车停在路边。
一个穿着灰色西装的印度人站在车旁边，手里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瑞克·雷恩先生”。他的头发梳得很整齐，用发胶固定着，在阳光下闪着油亮的光。他的脸上带着标准的、职业的、不露齿的微笑。
林锐走过去。“我是雷恩。”
那个印度人微微鞠了一躬。“雷恩先生，阿拉丁先生派我来接您。请上车。”
林锐看了一眼将岸。将岸点了点头。
他拉开车门，让夫人先上车，然后自己坐进去。将岸坐在副驾驶座上，把电脑放在膝盖上。
O2小队的六个人坐进后面跟着的一辆白色丰田海狮里。林肯坐在海狮的副驾驶座上，手里拿着那把M4——枪托折叠着，弹匣卸下来了，用一个黑色的枪套套着。
车子驶出机场，上了高速。
迪拜的天际线在车窗外面展开。高楼大厦像一排排被插在沙漠里的巨大的墓碑，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眼的白光。
棕榈岛在海面上伸展开来，像一棵被从天上扔下来的、被压扁了的、巨大的棕榈树。帆船酒店在远处孤零零地站着，像一个被遗弃在海上的、正在等待救援的白色贝壳。
夫人看着窗外。她的头巾已经掀下来了，露出黑色的头发和那张年轻的、光滑的、被太阳晒成浅棕色的脸。
她的耳朵上戴着那对金耳环，脖子上戴着那条金项链，月牙形的银片在锁骨之间轻轻地晃动着。
“迪拜变了。”她说。“多了很多楼。多了很多人。多了很多——钱。”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那一眼很短，不到半秒。但林锐看到了。
他记下了那个司机的脸——印度人，三十多岁，头发用发胶固定，灰色的西装，白色的衬衫，没有打领带。他的右手腕上戴着一块金色的劳力士，表盘在阳光下闪着刺眼的、土豪金的光。
车子开了大概四十分钟，驶入迪拜金融中心。
街道变窄了，两侧的建筑变高了，玻璃幕墙的颜色从蓝色变成了绿色，从绿色变成了银色，从银色变成了金色。
大楼的底层是奢侈品商店——爱马仕、路易威登、香奈儿、卡地亚——橱窗里摆着手袋、手表、珠宝，在聚光灯下像一堆堆被精心陈列的、等待被买走的、闪闪发光的尸体。
林锐看着那些橱窗，想起了十年前。
几前，他在巴黎戴高乐机场转机的时候，在免税店的橱窗里看到过一块卡地亚的手表。金色的，方形的，表盘是银白色的，指针是蓝色的。
他站在橱窗前看了很久，然后看了看价格，然后走了。他买不起。他那时候口袋里只有两百欧元，在非洲大陆上没有任何依靠。
他买不起一块卡地亚的手表。几年后，他买得起了。但他不想买了。因为他知道，那块手表不会让他快乐。不会让他安全。不会让他从米歇尔枕头下面的那颗子弹里解脱出来。
车子停在一栋大楼前面。
大楼的玻璃幕墙是深蓝色的，像一块被竖起来的、巨大的、光滑的蓝宝石。入口处有一个巨大的雨棚，铝制的，在阳光下反射着刺眼的白光。
门口站着两个穿着白色长袍的阿拉伯人，腰间挂着弯刀，手里没有枪。他们的脸上没有表情，眼睛在墨镜后面看着林锐的车。
司机把车停下来，转过头。“雷恩先生，到了。阿拉丁先生的办公室在顶层。他会派人在大堂等您。”
林锐推开车门，走下来。热浪扑面而来，像有人用一把巨大的吹风机对着他的脸吹。他把帆布包背在肩上，走到将岸身边。夫人从另一侧下来，把皮箱提在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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