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在那个年月，农村没有不挨打的女人和小孩。那遥远的往事，历历在目，又早已随风飘散。我们已在母亲晶莹的泪花中和父亲倔强的臂膀下，长大成人。
那天，阿丰在溪坝上老鹞捉小鸡仔似的，把儿子大头连拖带拽到荔枝树下，吊起来用皮带猛抽，大头嚎得十分震撼加惨烈。
“阿梅啊，阿紧去看，你厝大头要被阿丰打死啦……”
“阿美啊，阿紧去看，你厝阿爸把你厝大头呆起来打……”
“打就打吧，他皮厚。”
“这次不一样啊，要命啦！”
“躲哪儿呢？”
“石华坝上呢！”
阿梅愣住了，手里的秧苗跌落到田里，溅起几朵泥水花。“哎呀——”一声连滚带爬上了田埂，拼命往坝上冲。
阿美回过神后，学着母亲的样子急忙打好背巾，把阿狗五花大绑在背后，跟着来家里报信的秋云往坝上跑。
附近干活的人陆续围到了坝上。有的看，有的说，有的劝。
“够啦，够啦，别打啦，别打啦……”
阿丰抽一下，嘴里大声喊一句“做天公”，大头像被凌迟的小奶狗一般嗷嗷嚎哭着，鼻涕眼泪流了满脸满嘴巴。
阿梅冲上来，几次没拉住阿丰的手，索性抱住儿子大哭，被气得脑充血跳起来的丈夫一齐抽打：“都是你宠的！”
“我宠的，我宠的……”阿梅抹了一把眼泪，涨红了黝黑的脸，裂开嘴巴，呜呜呜呜在众人面前大哭了起来。
阿美背着歪斜着半个身子的阿狗，从人群缝里挤进来，赤脚站在旁边跟着母亲弟弟一起嚎啕大哭。
“宠，宠，都是你们宠的。”
阿丰声嘶力竭地吼叫着，红着双眼，举着皮带，围着荔枝树头和娘四个上窜下跳。荔枝树上刚结出的翠绿小扁果子，似乎也被吓得噗噗噗往下掉，落在他的怒发上粘住了，打在他的身上弹开了。
单身汉鸡公芬扒开人群，一把抢过阿丰手里乱了方寸的皮带，大声呵斥起来：“做什么做什么，你不要祖啦？别以为有个小的，大的随便打个死，谁都保不准啊！”
阿丰脑门上熊熊燃烧的怒火忽地被镇压下来，顿时，在鸡公芬面前居然像泄了气的皮球，更像他手里牵着的温顺的小山羊。
“都回去干活去，都回去干活去。”他挥扇着双手劝散了围观的众人，抬手解下树杈上的草绳。
人们都舒了一口气，点着头竖着拇指笑着说：“关键时候还得是鸡公芬。”
然而这个村头巷尾骂街干仗不可开交时，劝架最得力的鸡公芬，其实算不得村里什么大人物，属于生产队里集合村民开会，忘记通知他也无所谓的那种。而即使通知到他，他也未必有兴趣去听。村里就他和***俩，不同程度上因为隔三差五不参与村民大会，被老生产队队长极度鄙视。
鸡公芬是个中年单身汉，清瘦高挑，有点文墨，以前还是大队负责育种的科技员。喜欢穿白衬衫，喜欢喝上几口地瓜烧。四个兄弟分田分家后，除了干点农活，再养了只奶羊，和老母亲吴浙江住在半山坡的古宅里。
古宅并不僻静，左右邻居是同宗同族的大小亲人，门前光滑宽敞的青石路是通往坡下小石桥的古驿道。虽然后来改了村道，这条路上往来的固定行人依然不少。
老母亲经常催他：“赶紧老婆讨一个，传宗接代。”邻里乡亲也不断给他说媒：“都四十多快五十了，不要挑挑拣拣啦！”
鸡公芬乐了，似乎在自我解嘲：“哼啊，快五十了，还讨什么老婆。”
可能他这一辈子就这么单下去了吧。大概二十来年前，他突破陈规让童养媳姐姐出嫁，自由谈了个隔壁村的姑娘，最后却在聘金上告吹了，似乎有点情伤了的意思。之后便走马灯一般，媒人左介绍右介绍，他这挑剔那挑剔，从大姑娘挑到小寡妇，从离婚没娃的挑到离婚带孩子的，从有的挑到没的挑。年复一年，媒人渐渐也不来了，偶尔提起他，都断定他有毛病。于是，他年轻时帅呆了酷毕了的形象，也就定格于挂在大厅土墙壁上相框里的三寸半身照了。
黄昏，落日的余晖斜照在半坡古宅那夹杂着稻草碎的土墙壁上，暖黄暖黄的。一只瘦黑的粪池喜“喳”一声，从坡下路边的粪池兜里飞出来，落在了门前两株正在开着雪白花朵的梧桐树上。
他的小脚母亲吴浙江已煮好了饭菜，一身黑色的盘扣斜襟旧汉衫，后脑勺梳着个小圆发髻，用黑色网状发兜兜着，有点瘪，再横插一根筷子粗细泛白的祥云头银发簪。她终日戴着一条绣着蓝梅花的黑抹额，右太阳穴贴着一小方块黑膏药，双手扶着木荷棍，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以一种固定格式的微小幅度和常规可接受性的频率，机械性地反复颤动摇晃着花白的脑袋，同路过她家门口的人打招呼。
“煮饭无？”
“吃饭无？”
路人若是客气跟她搭话说多了，她便嗯嗯颤动着脑袋，枯瘦的双手紧紧攥着棍子，探出半个瘦小的身躯，特意抬高右耳，使劲地边听边努动着干瘪了的嘴，指着自己的耳朵大声地解释：“耳聋啦！听不清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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