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看他的耳朵那儿，没有发现伤痕。
“嗯，”岳父在耳朵那儿伸手弹了一下，“我就掏出枪来，先找个地方隐藏好。我知道他早晚要从石头后面蹿出来。我等着，等了好久，一点儿声音都没有。这时我才知道上当了。我转到山石那儿一看，见下面有一条羊肠小道。原来他从那儿滑溜下去了。下面有绿腾腾的茅草、葛子、松树，他就攀着它们绕过了山涧，顺着河口跑了……再到后来我们还见过面。不过日子久了他认不出我来罢了。也许是一场误会，他还跟我握手！这人会讲一口流利的南方话。”
梅子在我旁边，脸『色』冷冷的，两眼一眨不眨盯着父亲。
“那时候很冷酷啊，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梅子她妈十几岁就会打枪。她有一手好枪法，可是后来服从工作需要，当了护士。有一天战斗间隙里我去看她，她正好从帐篷出来，两手都是血，就带着两手的血，她抱住了我……”
岳母咳嗽着。
“她抱住了我。我身上也沾了血，可是我们顾不得那么多。整整一年多没有见面了……”
岳母听到这里不咳了，眼圈红了：“那是什么日子啊，什么日子啊！”她的眼睛在那一瞬间变得火辣辣的，直直地望着自己的男人。
岳父站起来，手在胸口那儿抚『摸』着。这时我不由得想到：那个扮了商人的家伙如果枪法再稍微准一点儿，那么就没有眼前的岳父了，当然也就没有我的梅子了——也没有了我们的小窝——更不会有眼下的这个小院……一切都将完全不同——可见只差那么一点点，我的生活就将全部改变。看来很多事情完全出于偶然，一切都只差那么一点点。历史正是如此，往往就是在一瞬间里被决定和改变的……后来我又反过来想：如果岳父当年打死了那个人呢？如果对方根本不是什么“叛徒”，而他的子弹又落到了一个没有任何罪愆的人身上，那么眼前的这个人不就成了一个杀人犯吗？那个扮作商人模样的人就因为遭到了盯梢才向他『射』击——而岳父有什么理由去盯梢一个无辜的人呢？就因为一点点怀疑吗？这种盯梢显然是对别人的一种侮辱，而且一旦有了那个可怕的结局，也就完全可以被理解为一场谋杀：于是对方也就有理由用枪『射』击……这种道理也许在血与火的时代已经讲不通了，也许岳父做得才是对的。当然，从哪一方面讲，他今天也都不必埋怨那颗『射』来的子弹了……当时他如果被击中，那也丝毫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也不必吃惊，因为在战争年代发生什么都是完全可能的、合情合理的。
《关于粥的谈话》
一
不知怎么，周末与岳父的那场谈话总是萦绕心头，挥之不去。我从头至尾回忆着他讲述的那个追踪和对『射』的场景，后来竟出了一身冷汗……
因为我突然记起了母亲和外祖母讲过的父亲：当年他就常常扮作商人，来往于山区和海港之间；而且，他就能说一口流利的南方话！天哪，我简直不敢想下去了……
我开始设想那个被岳父追赶盯梢的人与我的生活一定有什么更密切的关系。无可怀疑的是，我的父亲的确在战争年代里扮过商人，而且他的个人经历与岳父的叙述简直相差无几——这当然也极有可能是幼稚的联想，因为我没有其他更重要的依据，但我总觉得他们两个人在过去的年代里遭遇过，我有一种强烈的直感……
有一天晚上临睡前，我竟糊糊涂涂对梅子说了句：“你的父亲用枪打过我的父亲……”
梅子把灯按亮，直看了我十多分钟。大概后来她把这当成了一句玩笑，转过脸去继续睡了。
我却执拗地说：“我父亲也曾经扮过一个商人，也曾经在山区和那个海港之间蹿来走去。你怎么敢保证你父亲就不是用枪打了我的父亲呢？”
梅子笑了。可我没有笑。当然这种可能『性』也许只是一种想象、一种虚构，但是谁也不能完全将其排除吧。
那天我与梅子就宿在她原来的房间里。第二天，起床后我发现岳父显得很疲惫。显然他夜间没有休息好。我想这一切都坏在那个随便打敬礼的瘦老头身上。果然，岳父仍然沉浸在昨天的情绪里，早饭后沏了一杯茶，一边喝一边讲起了战斗故事。
他说他认识一位连长，双手打枪，打得准极了，他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零零碎碎击毙了二十多个敌人，“营里给他开庆功会。那一年正好我们要转到地方休整，临走时，大家把他放到一头骡子上，胸口挂了一朵大花。我拉着骡子，我们在街口上转，老乡放鞭炮，给他茶蛋吃……”
这样谈了一会儿，岳母也走过来听。后来岳父终于疲惫了，就闭了嘴巴。他把目光转向我，好像我也该谈点儿什么——他们平时最感兴趣的当然还是海边林子里的事儿，因为他们当年随队伍在那儿活动过。
我说：“……我们那儿有个卢叔，战争年代给队伍喂过马。他常拉着一头大青骡子在园子里走。卢叔退伍以后就做了饲养员。他把我放在骡子背上，牵着骡子吆吆喝喝到处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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