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如果只作为短期内的应急手段其实也无可厚非，而且还可以获得普通民众更为热烈的支持，但决不可长期和广泛实行。
不过，缺粮少银的李自成却没有办法收手。
经济上艰难，政治上出现重大失策，战场上自然也好不了。
李自成东进北京号称一百五十万，实际上却兵力很有限，连二十万都不一定有。他是想养也养不起。而且就这样，部队的供给还是困难重重，战斗力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直接影响。
当度过了初期的顺利后，李自成很快就在山西，尤其是在宁武关被打得几乎怀疑人生，以至几度萌生退意。
直到三月初一，在付出了数万人（有说七万）的惨重伤亡后，尤其是损失了大量宝贵精锐，李自成才攻破由辽宁锦州人周遇吉坚守的兵力仅四千多人的宁武关，并发出感慨：
“宁武虽破，吾将士死伤多。自此达京师，历大同、阳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尽如宁武，吾部下宁有孑遗哉！不如还秦休息，图后举。”
但接下来，谁也没想到会发生戏剧性的转折，而且还是连神剧都不敢演的那种转折。
正当李自成和他的将领们都在惨重伤亡和灰暗前景面前没有主意的时候，大同总兵姜镶的降表居然到了，然后当大喜过望的李自成款待姜镶的使者时，宣府总兵王承荫的降表也到了。
说白了就是李自成感到自己很艰难，但明军不知道啊！
很多人都被李自成在讨明缴文中号称的一百五十万给吓着了！尤其是李自成刚刚称帝，那种新生政权带来的压迫感也更强。
而李自成在攻破宁武后因被打急眼不但一反常态的“遂屠宁武，婴幼不遗”，还一把火把宁武关给烧成了瓦砾则更加让人恐惧。
看到了抵抗的代价，明军更不愿意螳臂挡车。
再加上此时整个北方都在连年的天灾兵乱面前苟延残喘着虚弱不堪，崇祯目前的心思又全在跑上而几乎无所作为。
当然也不能说崇祯完全没有作为。
一月二十六日，崇祯曾派阁臣李建泰“代帝亲征”去山西督军并迎击李自成，但却只给了这哥们3000兵，然后还是到处抽调的。
李建泰也没让人失望，到了邯郸听说李自成的军队已经东来，就直接回头跑去保定躲起来了。
这种几乎如同儿戏的作为还不如不做，效果自然也是反的。
在这一系列情况下，大同和宣府的投降就既意外也不意外了。
崇祯也好，明廷也好，李平也好，都忽略了一个影响战争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人的心理因素。
尤其是很多身处大明北方的臣子和将领们心态在长期的军事失败和完全见不到曙光下已经崩了。
连续的清兵南略给北方军民心理上带来的沉重打击和造成的心理极度疲惫状态绝不能被忽视。
虽然宣府总兵王承荫是偷偷降的，李自成的军队在三月初六抵达宣化（今张家口）时，王承荫的部下和地方官员都还不知道而一脸懵，北京在三月初六自然也还不可能知道。
但大同降了，整个山西突然全丢了，北京在三月初四就已经知道了，这也才有了崇祯也是明廷的一系列紧急动作。
三月初七，天津巡抚冯元飙之子冯恺章入京，由于李自成是两路进军，此时南行最佳路线的京杭漕运已经被断绝，他是来建议崇祯自天津从海路南迁的。
但此时，崇祯已经完全对南迁绝望，而且从海路走在操作上更无可能。
不过，崇祯想专心北京的防务，这个时候却晚了。
宣化距北京太近了！
别说其他各处的军队现在根本无法及时赶到北京，而且不善军事的他还昏招继续迭出。
在临清的山东总兵刘泽清因为恐惧李自成而谎称坠马受伤拒不奉诏就不说了，吴三桂接到的命令居然是要带全部人马入关。
后人有很多说吴三桂故意磨磨蹭蹭不能说一定不对，但肯定是偏颇的。
当时整个宁远有兵四万、民八万。
吴三桂放弃宁远必须要把八万百姓一起撤入关才行，他不可能就只带着军队走。一方面，他不带上百姓就等于百姓们送给了满清屠杀或劫走。
另一方面，宁远当时是兵民结合的要塞，尤其是在辽人守辽土的政策下，很多百姓其实也是军属。吴三桂要是敢做出抛弃军属的事，他估计没到山海关就变成光杆司令了。
但带着百姓们一起走，还十二万人，吴三桂想快也快不起来，一天一百里那种速度想都不要想，能走五十里都不错了。
而且这还要考虑距北京有近九百里远的吴三桂什么时候才能接到命令。
反正官署在遵化的王永吉一点儿没耽搁是三月初九才赶到宁远的。
再考虑到一点准备没有的吴三桂突然间要把全部兵民都撤出来也是需要准备时间的！不可能说走就走。吴三桂的出发时间再拖上一两天甚至两三天都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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