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勖在晋朝建立后能够占据要津，获得武帝的信任，除了他本人确有才略之外，主要与他在晋初的结党有关。
晋朝建国后荀勖受封济北公，任中书监，加侍中，领着作，是晋初政局的重要人物。
郑冲、王祥等士人进入配飨名单，更多的体现出司马氏的优礼，而荀勖、荀顗等人则是晋武帝朝的政治核心。
荀勖“久管机密”，深得晋武帝的信任，在征蜀及诸侯之国的问题上武帝都采纳了他的建议。
在晋初复杂的政治形势中，贾充是十分重要的政治势力，他弑高贵乡公曹髦为司马氏立下功劳，劝谏司马昭立司马炎为储，于武帝有拥立之功，深得武帝信任。
《资治通鉴》云“侍中、尚书令、车骑将军贾充，自文帝时宠任用事，帝之为太子，充颇有力，故益有宠于帝。”
贾充在咸宁元年进入配飨清庙之列，是晋初政局的关键人物之一，贾充一党也是晋初最重要的一股政治势力。
荀勖在晋朝初立时即与贾充结党。
另外，荀勖与贾南风，也是有渊源的。
当初贾充即将被外放，荀勖认为贾充外放远离机要中枢必然造成自己失势，于是谋划以贾充女联姻太子确保贾充留在政治中心。
便是让贾充之女贾南风嫁给太子做太子妃，这才免了贾充被外放的风险。
随着贾充联姻武帝，荀勖等在立储问题上便偏向太子，进而离间武帝与齐王司马攸的关系，促使齐王就国。
晋武帝时期九品官人法普遍施行，荀勖、荀顗佐命晋室取得的政治地位通过这一选举制度及恩荫特权转化为家族的政治资本，为家族子弟入仕提供了便利，为家族势力的扩充奠定了基础。
荀氏一族显达于有晋一代，得益于荀顗、荀勖在魏晋之际的政治选择与经营。
但天不遂人愿，太子司马遹的突然雄起，让世家多年的布局毁于一旦。
不论是荀顗还是荀勖，都是与贾充亲近的，与贾南风，亦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皇帝上位之后，颍川荀氏随即受到打压。
所谓之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说的便是这个。
颍川士族除了荀氏之外，在西晋显赫的还有陈氏。
陈氏发迹于陈群，显赫于陈泰，当朝的有陈准，但是当日已经与齐王一起死了。
陈氏大多以为陈准是被皇帝诛杀，但没有证据，自然是不会说出来的，但要说心中没有怨恨，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了。
这便是王生的机会。
张宾继续说道：“况且，司马家得国，原本就不正。”
这可谓是司马家的一个硬伤了。
就算是曹魏篡汉，最起码没把汉献帝给杀了，汉献帝还活得好好的。
而司马昭直接就是把高贵乡公给杀了，这就是最要命的事情了。
为此，司马昭，以及后来的继承者司马炎都做了很多努力来补救。
就譬如着史断代。
荀藩、荀勖、荀畯、，他们三人主张将晋朝断于正始，自正始以下入晋史。
这样的意见是有深意的。
高平陵之变发生于正始十年即嘉平元年，高贵乡公被弑发生在甘『露』四年即景元元年，也就是说司马氏篡位之行为发生在正始九年之后。
荀勖的意图是借断限的上延，赋予司马氏“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以服事殷”的美德。
如果自正始元年开始计入晋史，那么司马氏政变及弑君的行为就是在晋朝建立之后的事情，亡魏成晋过程中的血腥与暴力即被冲淡了。
当然，这这样做无异于是掩耳盗铃罢了。
《世说新语·尤悔》载东晋明帝问司马氏得天下之过程，云：
王导、温峤俱见明帝，帝问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
温未答，顷，王曰：“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陈之。”
王乃具叙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
明帝闻之，覆面着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
明帝为司马氏子孙尚不知晋朝得天下的过程，由此可知此事在晋朝乃是禁忌之事，司马氏自知篡位谋逆不能为人接受，故将此事秘而不宣，以至子孙都不可得知。
当明帝得知司马氏乃是通过政变及弑君建立晋朝，也觉得羞耻不堪，以至怀疑晋祚不能长久保持下去。
这也是晋朝的天下为何短命，为何动『荡』的原因。
得国不正。
就譬如在曹马之争中陈氏态度是犹疑彷徨的，从陈泰对高贵乡公遇弑一事的态度不难看出曹氏旧党面临的现实困境。
一则陈泰等人仍然不能脱离道德的约束，对曹氏怀有忠君之情；二则司马氏依然掌握政权，残酷的现实『逼』迫他不得不以家族利益为先。
陈泰面临的困境正是魏晋之际大多数士族面临的共同遭遇，在陈泰的选择中也可以看到士族在“国”与“家”、“义”与“利”之间的困难抉择。
这也是张宾眼中的机会。
属于王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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