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某种意义上，这确实是剥削。但是，劳工们从我们这里得到的报酬，并不比在其它地方更低，更客观的说，是比其他地方强多了。我现在更愿意采信这种说法，也就是通过商社的组织，劳工们的生产率提高了，提高的部分由劳工和商社所分享，只不过商社拿大头罢了。
宏观上是如此，理论上我们的体系是优良的、可持续的；但是微观上，这套流程是通过货币交换完成的，这就产生了问题。
就用刚才的例子。劳工拿到两千文的工资之后，实际上并不会全部用来消费，而是把相当一部分储蓄起来。根据我们的统计，这个比例还是相当高的，由于商社包吃包住，勤俭的劳工们对消费品的需求并不多，大部分的工资都储蓄起来了。
这种高储蓄率从宏观上来说，对我们是有利的。劳工的消费需求低，那商社就可以把更多的产能用于发展，或许只要一半甚至三分之一的产能用于生产消费品就可以了。我们前几年的大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就受益于此。
但有利便有弊，弊的一面就是货币无法循环起来，我们发给劳工的货币远大于劳工用于购买我们消费品的货币。而且，随着我们的摊子越铺越大，现在我们花钱的对象已经不限于劳工，还有外聘雇工、承包商、士兵等等，广义上，他们同样可以用这个模型来分析。我们付钱给他们，他们也有需求采购我们的商品，货币本应可以循环起来的，但是由于他们的储蓄行为，导致了循环受阻。
这些储蓄里面，有一小部分存入了我们的储蓄所中，其中又有一部分可以通过贷款重新流入市场。但这也仅有一小部分而已，储蓄所的影响力仍然很小，大部分储蓄资金都是民间自己保存的，我们干涉不了。
如果一直得不到扭转的话，这会导致我们手中的货币越来越少，这也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钱荒的原因。这个钱荒，并不是一个结构性的、恶性的问题，而是我们受当前金融体系的桎梏而面临的一个阶段性问题。”
在去年的大战结束后，东海商社又恢复了和平状态，继续开始了发展的进程。事实上，在这半年的时间里，他们也确实在高歌猛进地发展着。但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一个问题却暴露了出来，那便是“钱荒”的危机。
简单来说，便是花钱如雪崩，赚钱如流水，钱越来越不够用了……当然，这不是说东海商社现在就已经面临不可挽救的财政危机了，实际上财政赤字还是在可控范围内，去年又攫取了相当数额的战利品，从蒙古朝廷那里讹了不少硬通货，金原券的发行也募集了不少流动资金，商社有充足的储备资金，还是有足够的底气维持一个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但是，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各方面的统计数据却显示财政收入的增长显着低于财政开支的扩张幅度，这就有些危险的苗头了。
这个问题其实在去年就已经展现出来了，但那时管委会还以为是战时的特殊现象，以为停战后就会自然缓解，所以没有太过在意。但是，停战后问题却依然没有改善，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所以，史若云便未雨绸缪，召集诸管委和相关专业的人士，一起来商讨相关事宜，看看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应对。
经纪萍萍这么一分析，情形似乎明了了，是因为民众的高储蓄率导致商社投入市场的资金无法有效回收起来。这看上去也很有道理，因为佐证的事实比比皆是，这段时间，商社最大的支出就是发给劳工、士兵、雇工和承包商的薪金，而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穷苦农民出身，一有了钱自然先想着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而不是立刻就拿出来花销掉。这么一来，商社想把钱从他们身上赚回来确实不容易。
但是仍有人提出了疑问。安全部长林博颖托着腮问道：“但是，为什么之前我们没有这个问题呢？而且我看蒙古人宋人收税收得都挺欢，没什么钱荒的问题啊。”
纪萍萍立刻答道：“我们之前并非没有这个问题。翻看以前的记录，我们支付给劳工的薪水也是大大高于向他们销售的消费品数额的。只是，之前我们商社的体量相对于附近的经济体还很小，所以我们可以从其他渠道获取收入弥补这个缺口，所以看上去没有问题。但是到了今年，我们的规模已经增长到了一个不可忽视的程度，而周边经济体的市场，尤其是山东西三府，则由于战争的打击而萎靡，所以我们从外界获得的收入就渐渐补不上缺口了。当然，从绝对值来看，外界收入仍然是增长的，只是占比下降了。
至于其他政权的做法……他们是用暴力手段征税，逼得民众根本无法储蓄，自然就没这个问题了，但这样也就没有经济增长了。而且也不是真的没有，据我所知，宋朝就曾经多次遭遇过类似的‘钱荒’问题。
实际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大多数古代文明上千年都在小农经济上打转，通货不足就是重要原因。你看，现在胶州私营经济搞得如火如荼，但细究起来，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商社输出的货币。想象一下，要是没了我们，那些逐渐成长中的供应商们还能持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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