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梁尚君上了一课后，宋杰对这个时代的了解又加深了许多，以往他除了去过淄川城外，基本上都是在颜神城中待着，哪里知道这个社会的真实情况。
所谓商人重利，宋杰之前也只看到宋家工坊的产品能卖多少钱，哪里有细分过自家产品的客户群，反正都是畅销货，如同前世一样，山寨商人哪里会去细分这些，只要有人买就行了，又不是做品牌，价格好才是真的好。
到了这个时代，宋家工坊卖出来的都是稀罕货，可以说都是技术含量高的产品，消费者自然也多是所谓的官户和上户，下户和客户几乎都没那个机会和能力。
但粮食不一样，这东西本质上不分客户群，也不分阶级，是个人都要吃饭，只不过有钱的吃得好，吃的多一些，就是皇帝也要食五谷杂粮，不过是选择多了一些。
宋氏商帮以前还真没卖过粮食，不过有郡公大官人的吩咐，以前的掌柜赵廉便有继续开始卖货生涯，只不过这次卖的是粮食。
这个不需要搞什么营销，找个铺面直接卖就是，批发零售皆可，按照宋杰的意思，别人卖六贯，宋氏商帮就卖五贯五百文，不到数日，三万石粮食便销售一空。
除了颜神城，淄川城内也有宋氏商帮的粮食铺子，还是最大的一家，不到半月，其他粮商便也把价格调整到五贯五百文每石。
不过当他们调低了价格后，却发现宋氏商帮又把粮食调到五贯一石，还是比他们便宜，接着淄州境内的粮商便又开始跟着调价，不然就没生意了。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宋杰便卖出二十万石粮食，平均价格四贯八百文，此时淄州的粮价也差不多到了四贯五百文的价格。
这一波操作，宋杰收回了九十万贯钱银钱，更重要的是，平抑了粮价，宋氏集团第一次面临的通货膨胀也消弭下来。
当小员外刚过了几日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日子，处于飘飘然的状态时，梁老头又找上门来，商量如何收取夏税的问题。
税收是一个政府存在的根本，封建社会的税赋最是复杂，到了唐代后基本上定下了租庸调的税赋制度，租即土地税，官田称租，私田称税，一般都是交粮食，庸即徭役，调即人头税，宋朝和金朝都继承了核心，名称不同。
而读书人特别是有功名的读书人，包括官员从宋代开始便有税收的优惠，金朝统治中原后为了笼络汉人也继承了这一做法。
虽然宋杰现在算是地方小军阀，但怎么收税他自己一点概念也没有。
更何况淄州的那些读书人似乎还没有承认宋杰的地位，广平郡公府的统治目前只到县城，下面的大部分乡、镇和里、村都还没有涉及，这些地方都是由官户和上户在做主，除了少部分的义庄外，绝大部分都是宗族把控了知镇、知寨、知堡已经更下面的里正、村正的职位。
就如同当初的宋家和孟家一样，都是颜神镇的官户和豪商，其他地方的情况差不多，除了猛安军寨外，大部分的农村的实际控制人与宋时一样，即便是被人称道的义庄也是依附宗族存在的，不过是农村经济的一种补充，本质上还是宗族控制，不过是几个姓的人共同控制，变了个花样而已。
淄州的土地，郡公府占了近一半，当初颜神城中跟着宋杰造反的有二万八千人，五千七百多户，每一户都分了三十亩地，加上宋家军的军工田，三十五万亩地就已经分配出去了。
原来五座军寨有一万六千户，八万人口要安置，每户是二十亩地，又去掉三十二万亩。
这样郡公府名下能够分配的土地只有五十万亩左右，按照梁尚君的说法，宋杰先要把八万农村赤贫户分流一些到郡公府的土地上，每户至少分配十五亩地，五十万亩只够分配三万三千多户。
其余四万六千户，二十万人，丁口有七万左右，还得另外给他们找土地。
然后才是三万多城市户口的贫困人口的生计问题。
郡公府可养不起这么多人。
这二十万人中本来有大半在官户和上户家中做佃客，只不过主家收取的地租大约在四到五成，官府租税为三成，留给他们只有二到三城，有时候连糊口都成问题。
宋杰总不能去抢这些官户和上户的土地，向他们动手恐怕淄州又会乱起来。
要解决土地问题，要么抢，要么买。
抢只能抢金统区其他州县的土地，抢其他州县被女真人圈了的土地。
买只能买义军控制下的土地。
东边的益都府和南边的莒州是赵家军的地盘，北边的滨州和棣州虽然是赵初兰在控制，但现在直接与北方的金人腹地接壤，不知什么时候还会爆发战争。
西南面是泰安州，徐元的地盘，虽然他只占领了两县，但宋家军如果攻打泰安州就是明目张胆的抢地盘，更何况徐元这人还不错，没必要得罪他。
西边是济南府，张国安虽然只有一个清水县，但人家在灭虏军里可是有济南府军指挥使的名号，同样不好伸手，而且济南府的兵力并不比益都少，其历史地位甚至高于益都府，宋家军要拿下非倾巢而出不可，这也只是有一战之力，成功与否不论，颜神城没有守卫，到时候发生什么后果可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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