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四兄弟，做衣服买制服，均是统一的。
一买就是四件，一人一件。张家兄弟对穿着均无奢求，从不买名牌。
有一次老大张玉阶给四兄弟一人买一件羊毛衫，老二张玉麒嫌太奢侈，结果去那家商店, 以一件换了两件粗织的羊毛衫。
张家媳妇的穿衣问题另有变通。女人天生爱美，统一布料做的衣裳未必都喜欢，郭庚很能体谅媳妇的爱美心理，就给一样多的钱，让媳妇自己买衣料，选择衣裳的款式。
媳妇之中, 只有张玉麟的第二个夫人谭爱莲比较特殊。她出身名门，娘家的亲戚均有钱有势，张家不敢得罪, 并且不少事要靠他们。
于是就对谭爱莲优待，也只有她打扮得雍容华贵，光彩照人。不过，她没从张家多要一分钱，她从娘家嫁予张家，就带有私房。
平时，她娘家的人会给她大把的钱。
香港豪门中，这么多后代同在一校就读，大概唯有张祝珊家族。
“一碗水得端平。”祖母郭庚常以喜悦之情感叹道。
同居共财，使家族的财富集中，再投向新的产业、物业。张家财富成几何级数膨胀，同居共财是主要因素之一。
爱好
家族之魂，显然就是老母郭庚。
郭庚是典型的封建遗老。她不是人们透过文学作品所熟知的那种专横、独裁的富家祖辈；她极仁慈, 极善良，克勤克俭, 安贫乐道。
她一生吃过太多的苦, 所以她的儿子对她倍加尊敬, 同时, 也时时教诲妻子儿女要尊敬受过大苦大难的婆婆。
她在丈夫早逝、一家人贫穷潦倒之时，只有依靠传统的家族制度来维持这个家，一家人上下齐心，共渡难关。
在家族富裕之后，她更信赖同居共财的旧式家族制度，只有这样，家族成员才不会在十里洋场数典忘宗，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家业。
郭庚积极鼓励儿子发财致富。她对财富的渴望不是为了享受，而是证实张家的后代有出息，告慰祖先灵位。
她的财富欲望，与她的安贫乐道绝不矛盾。
家贫出孝子，在苦难中长大的张氏四兄弟，对寡母郭庚分外孝顺。这种孝顺，也必然感染他们的媳妇儿女。
张家立了许多家规。不少家规，在外人看来，既可笑，又不符人道。
这不是郭庚自作主张立的，而是她的儿子与她共同商定的。
四个儿子中，老大张玉阶对封建家族制度的偏好，并不逊于他母亲。
相对来说，张家对媳妇的规矩更苛刻，要求媳妇对婆婆和丈夫的指示绝对服从。
媳妇不得以丈夫不在家为借口而迟归；除娘家至亲，不得去别的家庭玩耍和做客，并严禁在外家居住；每日早晨，媳妇必须向婆婆问安，每日还必须跟婆婆一道拜佛诵经。
张家的儿子儿媳，均在家族的各公司上班，家规规定，兄弟媳妇每日要勤勉工作，不得有二心，每日下班，不得借故晚归，要立即赶回麦当奴的祖屋，以表团结一心，心系张氏家族。
所有的规矩，皆写在洒金红纸上，以匾额框之，悬之祖堂墙上。家规用辞半文半白，祖堂古色古香，若不是现代装束的家人聚于堂中，与清代的大家族祖堂无异。
张家实权最后由四房张玉良掌握，张玉良有早睡习惯，他便立下一条家规：过晚上十点，任何人都不得敲门或发出声响，即使是他妻子也不得回房睡觉，必须睡在子女房间或客房。
张家几乎与现代生活隔缘，除逢年过节，一家人不看戏，不看电影，不观赛马。
收音机与后来添置的电视机，不是供家人娱乐消遣的，是供在家庭公司上班的人了解资讯的。
这条家规，显示出张家对教育的重视。张家为鼓励后代勤奋读书，特立奖励制度。
如考进班级前三名，或金榜提名，必到祖先灵堂庆贺，告慰祖先，耀祖光宗。祖母郭庚是个虔诚的佛教徒。
张家于五层设立佛堂，媳妇每日都得随婆婆身着袈裟做法事。佛祖诞辰，或家中男性生日，郭庚便邀请相佛的亲友，佛堂整日香烟袅袅，经声阵阵，不绝于耳。
香港是富人的天堂，由于西方文化的长期熏陶，不少富家子弟趋赶时髦，追求洋人的生活方式，令老一辈非常担忧。
熟悉张氏家族的人，莫不倾服不已。
有不少家族，患难之时，团结一心；发达之后，四分五裂，父子不和，兄弟反目。唯张氏家族一如既往，一心不二，令外象之人愧叹弗如。
家族凝聚力之象征——祖母已是耄耄之年。如果她老人家一旦过世，家族之魂也会随之消散吗？在中西文化猛烈撞击的现代香港杜会，同居共财究竟有多么顽强的生命力？
张氏四兄弟，老大张玉阶于1959年逝世；老二张玉麒在1952年观海时遇难；老三张玉麟热衷社会活动，曾获英皇室颁予的MBE勋衔。
张玉麟好唱戏交友，张家人都认为他不是管理家族财产的料子，老大张玉阶身染癌症时曾立遗嘱，只委任四弟张玉良和长子张渭林管理家族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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