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洛阳城内某酒肆，雅座内宇文温正与杨济交谈，谈的不是风花雪月，而是“变法”，房中除了他两个，再无别人。
君臣之所以要跑到这地方来谈公务，是因为宇文温要避开起居郎，特地微服出宫，在这鱼龙混杂之地和杨济密谈。
起居郎，负责记录皇帝的言行，然后有司便会根据起居郎的记录编写《起居注》，所以，起居郎如同人形录音机，如影随形跟着皇帝，将皇帝日常的言行记录下来。
当然，听墙脚不属于起居郎的职责范围。
宇文温和杨济是“不正常人类”，许多谈话内容不能让第三者知道，虽然在宫里谈话也可以支开起居郎，但次数多了也不好，所以宇文温今日才会出宫，和杨济谈变法。
谈“行政区划改革”。
周国如今的地方行政区划是总管府、州、郡、县四级制，实行多年，各级长官是文武双秩，文职、武职合二为一，州刺史、郡守均有将军号，上马管军、下马管民。
地方是这样，中枢也是如此，出将入相是这个时代的官场常态，三高官官平日里在政事堂开会处理国家大事，次日挂个军职就可以带兵出征，实际上文武之分主要体现在官职上。
这个时代的“文武分途”虽然有了雏形，却也只是雏形。
对此，宇文温觉得需要适当改革，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经济基础出现变化，上层建筑也要跟着变。
以刺史为例，刺史军政一把抓，好处是效率高，无论是对付治下豪强、镇压叛乱还是抵抗外敌入侵，地方长官手握兵权、使持节都督某州诸军事是必须的。
坏处就是一旦刺史有问题，危害性不小。
对此，需要有人来掣肘，那就是州长史（管政）、州司马（管军）等，而州长史、州司马必须由朝廷任命，刺史不能自行征辟。
这样的体制，实行了数百年，为什么宇文温觉得需要改革呢？
首先是大环境：中原统一，而官军的实力强劲，装备着火炮、火铳、猛炸药，又有火轮船这种新式交通工具，意味着只要中枢不出问题，天下就不会大乱。
既然天下承平，地方官的精力，可以更多投入到民政方面，没必要兼任武职，分心管军。
其次是选官制度出现变化，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科举官员到地方任职，若让这些官员上马管军，难度不小。
道理很简单，当科举选拔成为常态，大量寒门子弟入仕，到地方做官，这些人也许养得起几个幕僚（后世所称师爷），却未必养得起善战部曲。
新官上任，没有部曲（类似后世家丁）跟着帮忙管军，没有部曲跟着上战场玩命，不要说打胜仗，不被兵痞坑死都算不错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刺史自带数百甚至上千部曲（甚至还人人有马）上任是常态，这些出身大族、豪强的刺史上任后，绝对能牢牢控制州政和军队。
而现在，一个科举入仕的寒门子弟，带着几个青衣小仆上任，且不说会不会被老吏坑死，光凭这几个细皮嫩肉的仆人就想让军队如臂使指？
兵痞或者老兵油子可不好对付。
更别说就几个青衣小仆随行，搞不好在上任途中被人杀了然后冒名顶替。
所以，宇文温一开始的设想是推动文武分途，地方官（总管且不论）偏向文职事务，最多管管治安，重大治安事件由军府负责处理。
那么，刺史头衔里的“使持节都督某州诸军事”就该取消。
这样好么？
不好。
治安事件，可大可小，但如何界定，很难分清楚，宇文温当过州官，能想象得出一旦剥离刺史、郡守的军权，会有什么状况发生。
譬如，各宗族、村落为了水源地或者田地划分发生械斗，这种治安事件算大算小？
说大，人家又不是要造反、抗税、对抗官府，不能当叛乱处置，而且宗族械斗自古以来司空见惯；说小，“参战”人员搞不好数千，死人也可能死许多，到时候地方官吃不了兜着走。
然而没有兵的刺史、郡守又如何去制止械斗？
如果让军府负责解决，首先府兵是亦农亦兵，平日里要种地，农闲训练，遇到战事应征出战，万一农忙时军府征集府兵去调解械斗，误了农时该怎么办？
械斗每年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各地府兵为了解决治安事件时不时就得集结出击，耽误农时、耽误训练，万一当地府兵“番上”、不在当地了，又该怎么办？
体制改革，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引发新问题，现有的体制也许有许多不合时宜之处，也许有些不适应新形势，但执政者也不能一厢情愿，为了改革而改革。
地方官文武分途，可以确保中枢对地方的控制，但代价就是降低行政效率、官吏增多导致冗员，这点必须有明确的认识。
对于宇文温的利弊分析，杨济给出的解决方案倒也很直接，那就是“以史为鉴”。
总管府一级是最大的行政建制，现在全国有三十八个总管府，适当裁撤合并，譬如缩减到二十个左右，一如宋时的“路”，明时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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