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英台和梁山伯在鄞县没有几天,会稽学馆那边的消息就传了过来,大概是知道新任县令是从会稽学馆来的，杨勉特地在哪儿抄了“天子门生”们的策论和应试结果过来，看的梁祝二人是热血沸腾。
知道马文才和徐之敬、褚向等人前程已定,两人都由衷地为他们高兴。
大概是马文才他们的结果刺激到了梁山伯,这几日里他所有空闲的时间都拿来翻阅过去的案宗、处理积压的公务，只是因为人手不够加上下面人的阴奉阳违,梁山伯的进展并不顺利。
“看到这里没有？”
祝英台指着一处卷宗，右手随意在纸上划着方程式,得出一个差距巨大的数字。
“这里数字不对，缺了八千石。”
“八千粮食……”
梁山伯自是相信祝英台的算数能力，看着这数字有些发愁。
“如果是算错了还好，库房里一定还有这些粮食；如果不是算错,那粮食去了哪里？”
“鬼知道去了哪里。”
祝英台无奈道：“八千石粮食够三千大军用一个月,这么多米粮,就是从库房搬出去也要搬上一阵子，不可能没人发现。要么是欺上瞒下,要么就是百姓已经习惯了。”
“但此事是瞒不过去的。”梁山伯纳闷极了。“秋后总要向上面缴纳赋税的,一开库便知。”
即便鄞县是下县,那是因为地方并不富裕,人数却并不比上县的人少。这时代粮税是按人头算的,鄞县其他税上收的可能会少些,粮食却不会少。
下县有自己要缴纳的粮税标准,多出来的粮食会放在库房里,供给春耕“租赁”粮种的贫农，遇到灾荒之年还可以开仓放粮，算是一种应急预案。
两人发现这处亏空，当即不敢放松戒备，带了马家的侍卫、点上衙门的库曹就去检查粮仓。
去年秋收前这里的县令便下了狱，征收粮草的数字很是潦草，祝英台还是从最初的数字推算出来的缺损，到了缴粮那段时间的账本根本记的是一团稀烂，梁山伯看了几眼便不耐烦看，只下令四五个库曹和他一起点粮。
就在梁山伯和祝英台跟着库曹清点粮食数量时，鄞县旧任的县丞杨勉也带着一干皂隶匆匆赶到。
“梁令官，怎么能劳您做这种杂务！”
杨勉老远处就喊了起来。
“清点库存这种脏活，应该交由我们这些浊吏来做才是啊！”
“我上任之前，太守府的世子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务必以春耕夏种为优先，若是连粮库的情况都不知道，又何谈重视农事？”
梁山伯深谙“借势”之道，将世子的名头拉出来扯大旗。
“何况在下并不是士族，本就是吏门出身，又怎能说是浊务？”
杨勉一听是世子的吩咐，也确实不敢上前拦着，可他明显神色紧张，带着一干皂隶紧紧跟随在梁山伯身后，听着库曹仔细数着粮食。
为了计算方便，库存的粮食皆是一石为一袋，这些粮食有些是豆，有些是栗米，有些是粗米，大多没有脱壳，密密麻麻摆满了几个巨大的库房，只靠粮袋上的字样确认装的是什么粮食。
粮食很快就被清点完毕，在清点的过程中梁山伯发现鄞县还使了心眼，缴粮交给上级的粮食大多是较重又贱价的豆类，留在谷仓中的皆是粗粮和粮种，由于缴粮大多是以“称重”的方式，鄞县又是下县，这样居然也糊弄过去了。
“缺的不是八千石，而是一万二千多石。”
祝英台小声在梁山伯耳中说着：“我们算账时都忘了还有过去几年库存的粮食。我看了下库曹前几年的入库账本，再和粮袋上记录的入库时间推算，平均每年都少两千石左右，五年下来共少了一万二千多石。”
梁山伯翻看着祝英台划出的数字和这几年的对账簿子，不难发现最初时每年缺损的粮食还不足一千石，这个数字还不算离谱，因为粮食没有脱壳，出粮时有时候会有损耗，再加上霉雨等因素，有几百石损耗很是正常。
但越往近几年，这数字就差的越大，尤其在前任县令当任的这两年间，几乎每年都有三千石的缺口，简直是耸人听闻。
事关秋收缴粮，那县令只是因收受贿赂入罪，又不是贪污库粮，若不把这事弄清楚，到了年底粮官催粮时梁山伯必定要背上这个黑锅。
他才刚刚上任，自然是无论如何也不愿做这个背锅人的。
“杨县丞，这粮食的数字，好像有些不对？”
梁山伯并没有上来就兴师问罪，也没有咄咄逼人。
一旁的祝英台还以为梁山伯要勃然大怒彻底问责，没想到他这么软绵绵的态度，顿时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令公英明，确实有所不实……”
杨勉见梁山伯似乎并不准备“小题大做”，心里松了口气，忙带着笑容上前解释：“令公没在鄞县住过，可能不知道鄞县的情况。我们这里这几年年年闹水灾，城外常常受灾严重，这时候就要免了田户的粮租，还要赈灾、借贷第二年的粮种，缺口也就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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