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享从一开始就启动了时空加速，虽然他的身体已经离崩溃不远了，他也知道任何的负荷都将是对自己的残忍。
可是人有的时候总是那么不自量力，也总是喜欢不能为之而为之。
好听一点的话，叫做坚持；难听的词语，那叫愚蠢。
然而世界上总有一些事，让我们心甘情愿的将愚蠢进行到底，大概这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抗衡，或者我们梦想着改变这个世界。
对的永远都是对的，错的也永远都是错误。即使历史可能把胜利者粉饰成道德高尚，但是仍然改变不了初心。
就像华夏历史上的唐太宗李世民，无数人都在吹捧他是明君，他开创了贞观之治，他被称为天可汗，大唐帝国万朝来贺。
但是对于玄武门之变的另一个主角李建成来说，李世民的成功又算什么呢？如果我们是那个被杀死之人，我们还会觉得杀了自己的凶手，是千载流芳的明君吗？
或许在李建成的眼中，李世民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和刽子手。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政变弑兄，还要栽赃于他，让兄长承受千古的骂名。
玄武门事变发生的地点，甚至都不是玄武门，而是临湖殿，也就是李世民和李建成的父亲李渊居住的地方。
当时的李建成和李渊身边根本没有多少士兵，也没有任何的准备，所以才会让李世民可以轻易得手。
光杀掉了李建成，不控制住李渊，事情又怎么可能进行的如此顺利？要知道任何一个当权者，都不会允许身边有这么大的威胁存在，哪怕他是自己的儿子。
历史总是会美化胜利者，因为凡是不如意的，必将被君王们刻意抹去。
比如春秋末期的吴国大夫伍子胥，《吴越春秋》中讲了一个故事，是伍子胥在被楚国士兵通缉的时候，在一个渡口，被一个渔夫所救。
渔夫将他安全的送到对岸芦苇荡之后，看到他饥肠辘辘的样子，心中不忍，于是想给他准备一些饭食。
结果伍子胥怀疑他的离去很可能是报信以及领取赏金，所以在渔夫喊自己很久之后才从藏身地走了出来。
心善的渔夫很是生气，伍子胥见状挽回：“你都救了我的命，我怎会怀疑你？”然后要把自己价值百金的家传宝剑，送给渔夫做救命谢礼。
高义的渔夫听后回答道：“楚王出了高额的赏金来捉拿你，我都不动心，何况是把区区百金的宝剑，我救你只是因为同情伍家的遭遇”。
听完这番话，伍子胥收起了自己的宝剑，向老渔夫鞠躬道谢。道完谢的伍子胥叮嘱让他不要将自己的行踪泄露出去。
渔夫说：“你这样的不信任我，我只好以死明志了。”说完，撑着自己的渔船，自沉江底，以死明志。
是不是很奇怪？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春秋尚礼，颇有豪侠的古风，这是世人皆知的事实。
但是为了素不相识的人，就因为同情对方的遭遇，被对方多叮嘱了两句，然后为了成全忠义，投江自杀。
可能吗？合理吗？是事实吗？
暂且不论士大夫之间的高义和士为知己者死，一个平民百姓也有如此的觉悟？
而且为什么《吴越春秋》要反反复复地提到宝剑呢？伍子胥逃走时没有带钱，身上也没有财物，那么后报是否可以？为什么要将唯一的武器，送给别人呢？
要知道睚眦必报的伍子胥可是挖开了连楚平王的陵，拿着皮鞭朝着尸体发泄，这样的人，会在逃命时把身上唯一的宝剑送人？不荒谬吗？
吴越是春秋时代宝剑的兴起之国，民人好剑勇斗，风气长久不衰。它的赐赏与赠与时常具有特殊意义，绝不可能轻易送给他人。
所以伍子胥的赠剑并不符合情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或许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明示。
其实伍子胥与渔夫的故事，应该还有另一个历史版本，只是撰写《吴越春秋》的赵晔没有明说而已，那几乎是人性之恶的体现。
就如同三国演义小说中，曹操错杀其义父吕伯奢一家时，高喊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这种掩耳盗铃如出一辙。
面对徐天骄这样的大BOSS，方享的出手狠辣之极，短剑带着一种尖锐的破空声，直指对方的咽喉，残影之下短剑快若闪电。
然而在短剑距离徐天骄只有几厘米的时候，被他的触须直接按住，寸步难进。下一刻，一把镶满了宝石的长剑，扫向了方享的头颅。
在时空加速之下，方享轻松地低头，躲避了过去，然后大力抽出了短剑，再一次刺向了徐天骄的胸口。
徐天骄的外貌已经大变样了，他满脸都是那种紫黑色的皱纹，眼睛变得鲜红如血，身体也接近于紫黑色。
他的左手已经完全变成了章鱼的触须，竟然有五根那么多，几乎周身都在保护之下，任何偷袭过来的武器都很轻易的化解。
而他的右手完好如初，手里握着一把宝石长剑，凶猛无比的砍向方享，双方激烈地拼斗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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