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老美对岛国半导体产业亮出屠刀，还远在广场协议之前。
岛国半导体的辉煌，其实是来自一个美国人，帮助岛国建立起质量管理体系的统计学家——戴明。
在朝鲜战争期间，岛国开始负责很多军品的生产和维修。大量的产业需求让岛国迅速走出了经济的低谷，但因为没有好的生产管理，造成了瑕疵产品大量出现。
为解决这个问题， 1950年，受岛国科学家与工程师联合会邀请，戴明博士赴岛国进行了8天的讲学。
当时的岛国制品是粗劣品的代名词，与老美的产品质量有着巨大的差距。彼时老美的企业家对戴明研究的品质管理体系完全不重视，只关心怎么提高产量，认为戴明的品质管理先进过头了，属于画蛇添足，完全没有必要。
但是戴明在岛国却备受重视，将这个在北美默默无名的统计学家帮助岛国建立的品质管理体系，命名为“戴明环”，即质量管理体系中着名的PDCA。
由于岛国人的认真学习，让戴明的品质控制管理理念得以充分的发挥，通过每一个环节的严谨把关，让岛国生产的产品不仅实现了成本的下降，更重要的是产品的成品率逐步提高，将北美产品远远甩在脑后。
正是因为戴明的帮助，岛国的产品质量才达到了今天这样被世界广泛承认的水平。
甚至在1970年后，感觉落后的北美企业来岛国考察，发现工厂里这边那边到处都以“戴明环”为品管准则，于是问起这人是谁，才知道竟然是一个当年不受重视的老美。
之后的岛国半导体产业便进入了“突飞猛进”的时期，最大的一场翻身仗，就是由通产省召集富士通、日立、NEC、三菱电机及东芝等大厂，成立了“超LSI技术研究组合”这样的企业联合体。共耗资 720亿日元组建了联合实验室，打破了企业界限，合力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
在共同研究所的推动下，岛国的技术创新一直领先于其他国家。最后得以先于老美研发出64k集成电路、256k动态储存器，完成对老美技术的赶超，奠定了在 DRAM市场的霸主地位。
就连英特尔这样的企业，都一度被岛国企业挤兑得濒临破产的边缘。
老美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很快就由英特尔的创始人罗伯特.诺伊斯联合其它的半导体企业，成立了SIA即“半导体行业协会”，合力应对危机。
SIA游说了国会议员，让政府给芯片产业减税，所得税税率从49%降至28%，还鼓励养老金进入芯片业风险投资。
紧跟着，SIA就拿出了后世中国人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招数——状告岛国芯片企业威胁老美国家安全：
很快，诸如岛国在硅谷从事间谍活动，芯片战争和岛国威胁论之类的报道，开始在老美的主流媒体上大肆报道。
1985年，美日就半导体问题谈判，老美开出的条件无比苛刻，要求老美半导体必须在岛国市场提升到20%到30%的份额，同时建立价格监督机制，终止第三方倾销。
面对如此霸道的行径，岛国当然不肯答应，双方为此开始了长达四年的明暗交锋。
在美日斗争的初期，日本还曾一度占据上风，美国眼见占不到便宜，开出了最后通牒：截止1987年4月1日之前，必须改善市场准入和停止在第三国倾销，还向岛国3亿美元的电子设备产品征收100%的惩罚性关税。
同年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东芝事件”，一名员工举报东芝机械公司在1982年向大苏销售了8台当时最先进的9轴铣床，让大苏的螺旋桨技术得到了飞跃，造出了老美的声呐探测不到的“静音潜艇”，日本由此陷入了被制裁的境地。
局面急转直下。
不但如此，老美找到了岛国在半导体行业的致命缺点——核心专利。
岛国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采用的其实基本都是老美进行产业转移时，授权给他们的专利，现在自然要被老美拿捏。
而且岛国企业在进步的同时，老美也没闲着，在岛国人还陶醉在自己半导体的成就时，老美已经凭借着前瞻优势已经进入了操作系统，互联网等领域，不断开辟微电子技术的新战场。
而岛国在这一块的反应是很迟钝的，他们将模仿的能力做到了极致，但在面临新事物的态度上，却缺乏探索和判断能力。
1989年，岛国终于被迫投降，和老美签订了不平等的《日美半导体保障协定》，开放半导体产业的知识产权、专利。
投降所带来的后患是无止境的，所谓一着失计，步步皆输。1991年，老美再次单方面声称岛国违约，再次强迫岛国签订了第二次半导体条约，并在日后多次寻找借口打压日本半导体行业的发展。
大苏解体后，老美的国际压力骤减，为了进一步限制日本，便开始扶持朝岛与台岛等地的半导体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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