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眼前显出些郁闷愁怅的年轻皇帝的脸，孙承宗心中暗自叹息。
皇帝年幼便接过了一个烂摊子，辽东建奴猖獗，经过萨尔浒、辽沈之战后，已据有大半个辽东。
辽西熊廷弼屡次沉浮，依然被王化贞架空，经略和巡抚不和，广宁前线已是隐患重重。
而朝堂上党争激烈，官员们互相攻讦，全不以国家大事为重，只顾党同伐异。更有道貌岸然者，满口仁义道德，行为却贪婪无耻，连军需物资都敢以漂没之名中饱私嚢。
东林一派更凭拥立之功把持朝堂，六部九卿差不多尽为东林，借廷议而掣皇权，处处插手官员任用，尤以辽东经抚之和表现得更为龌蹉。
这些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孙承宗的警惕，对于东林党的慷慨正义，他也是深表赞同。
当然，这也有情可原，孙承宗当时并未身处要职，虽然贵为帝师，却只是个左庶子，并不透彻了解大明的具体情况。
待到广宁战事爆发，皇帝不动声色地连下中旨，秘密调动各处人马，更是动用厂卫，拿下王化贞，给予熊廷弼独断之权。
对于皇帝违反朝堂常规的作法，孙承宗当时也是不赞同的。但事实证明，皇帝的事急从权挽救了广宁，第一次挫败了建奴，打击了建奴屡战屡胜的气势。
数万官兵，数十万辽民，因为皇帝的独断专行而得以保全。几十万石的粮豆，不可计数的物资，没有成为建奴的缴获，成为其继续壮大的资本。
孙承宗在事后的战报中，也不得不承认皇帝挽救了辽东危局，使战局没有糜烂而不可收拾。
接下来，皇帝因广宁大胜而增强了底气，似乎也看透了朝堂上东林官员的本质——平常慷慨激昂，临时却无一策。
借着追究王化贞的责任，一批攻讦熊廷弼的文官被驱逐；借着李三才的贪渎案，又是大批东林官员被清理。
重用厂卫，不循常规，少年皇帝不惧流言，不畏清议，等于是赤膊上阵，亲自与文官集团展开争斗。
皇权的威力确实无可抵挡，只要皇帝下定决心，不畏污名，文官集团在重压下根本无还手之力。
孙承宗震惊之后，也重新审视自己的这个学生。不得不说，少年皇帝的所作所为，颇有太祖、成祖的遗风。
等到孙承宗被重用，成为兵部尚书，入阁参政，他才发现大明的兵政之弊，有多么触目惊心，大明的财政又有多么捉襟见肘。
连饷粮都难以保证，又如何能让前线官兵拼命作战，争取胜利？
接任兵部尚书的几个月，是孙承宗最为忙碌和焦虑的时间。辽东战事，奢安叛乱，需要钱粮物资、武器装备的文书不断，都需要他筹措安排。
可户部没钱，就是没钱。孙承宗知道财政有些不敷，但没想到会这般窘迫。
这就是大明？有着亿万子民，有着无边土地，勋贵、官员、生员、士绅、商贾个个过得滋润无比，藩属国敬仰朝觐的天朝上国？
内帑！少年皇帝毫不犹豫地拿出了私房钱，打胜仗的赏银，足额的军饷，充足的粮草物资，还有几乎等于重建的兵器火药局，全部予以解决……
孙承宗看着青年皇帝微皱的愁眉，强自收起了复杂的思绪，拱手道：“万岁勿忧，以微臣之见，察哈尔部东移，也未必会有太大的影响。”
朱由校苦笑了一下，没有说话，静等着孙老师给他分析解惑。
“东虏固然要灭，西虏自相残杀，于我大明也甚为有利。依辽东现在的形势，察哈尔部若逼迫其他诸部，如喀尔喀，他们势穷投奔，是选大明，还是选东虏……”
孙承宗看来是有过研究，并且是本着大明人的思维，建奴叛明该灭，蒙古诸部也不是大明真正的朋友。
朱由校眨着眼睛耐心听着，孙承宗是当时大多数明人的想法。就象历史上，崇祯趁着草原遇天灾，断绝市赏和马市，要饿死蒙古诸部一样一样的。
按理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大明与蒙古诸部战和不定，也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但朱由校并不认同，要是靠饿就能使蒙古诸部臣服。那北方游牧民族也不会在上千年的时间里，始终是中原王朝的敌人了。
如果察哈尔部打垮了亲明的喀尔喀，则使辽东的明军少了个盟友。而虎墩兔却不敢与后金作战，不能助明军一臂之力。
更关键的是，朱由校要集中力量剿灭建奴，不想武力干涉虎墩兔的行动。如果察哈尔部东移，与喀尔喀部发生冲突，明军就将处于两难的境地。
“……辽镇东进，东虏不敢出击，可见两次挫败后实力大损，物资匮乏。再加上辽南、东江本部的压迫，抽调不出足够的兵力抵挡。他们或许还认为我军不敢贸然光复广宁，或许等着我军补给线拉长，再施以突然袭击……”
建奴好象，大概，或者还有别的顾虑，朱由校垂下眼帘，隐约觉得并不象孙老师说得那么简单。
按照目前辽镇的力量，一下子推进到广宁，并不是很把握。熊廷弼比较稳健地先占右屯卫，稳固之后再伺机光复广宁，朱由校也是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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