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准备改革之初，沈浪不止一次想过在大明推行资本主义改革的难度和阻力，甚至与后世清末的改革进行了对比。
而且，他还请教了不少专家和学者。
绝大部分人都认为，若有掌握实权的皇帝支持，明朝改革起来比清朝要容易得多。
因为清朝是人数较少的满洲人统治，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进一步加强了封建专制，使得封建主义更加稳固，因此守旧派的势力非常强大。
这也正是在当时国际环境中已经证明资本主义的强大，改革还是一次次失败的主要原因。
而大明没有那么排斥外来学说，对西方也是很包容的，甚至将火炮的铸造，运输管理等方面的任务，以及历法的修订都交给汤若望这样的西方人去负责。
大明的红夷大炮，也是从海底捞取的英国舰载加农炮仿制的，还引进了弗朗机炮等西洋火器。
明朝人不仅仅是单纯的模仿，还善于改良，发明了铜体铁芯这种青出于蓝而甚于蓝的先进火炮。
而且，大明还有一批像徐光启、王徵这样的重要官员学习西法，甚至能够信仰天主教，这与大明的开放是分不开的。
另外，大明还有复社、泰山学派等等这种参与政治、议论时政的团体。
甚至出现了像黄宗羲这种对封建君主专制，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这种限制君权的思想。
这些情况在思想封禁极严的清朝中后期是不可能出现的，若有此等言论和思想，分分钟是要被抄家灭门的。
相比于清末，如今的崇祯是掌握了实权的皇帝，由他赞同和推动改革，遇到的阻力要相对小很多，以及破除阻力的能力又要强得多。
而清末的戊戌变法，维新派把希望放在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一是难以推动改革，另一方面是遇到困难和危机，很难破除。
所以在短短百日内，便被强大的守旧派给轻松灭掉了。
而现在，除非崇祯主动放弃，或者大明被推翻，否则，改革的进程很难直接被阻断。
还有一方面，清末的戊戌变法时期也不对，因为当时的国际环境比之日本的明治维新时期也有不小的变化。
西方列强和东洋已经向帝国主义转变，加紧了对世界，特别是对中国的掠夺，他们怎么可能允许东方再出现另一个日本？
何况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一旦通过改革崛起，那将是一个比日本更加强大的存在。
到时候别说他们在中国的利益将会失去，还会在国际在拥有一个和他们争夺利益的竞争对手，这是他们绝对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他们不会允许中国的改革顺利进行下去。
然而，维新派甚至把一些希望寄托在这些人身上，在改革出现危机时，甚至请求这些人出手帮助，简直是可笑至极。
现在的大明，如果推进资本主义改革，起码受到的外部压力几乎是没有的，毕竟西方自己还在资本主义道路上摸索。
清朝相对于大明，唯一的一点优势，就是世界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让清朝统治者能够亲身感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大，也有很多模版可以对照和参考。
还可以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先进国家去学习知识和经验，甚至是直接引进西方人才。
只是最高统治者，目光短浅，只注重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愿意去接受新事物和学习，从而错过了最好的时机。
而现在的大明，连资本主义的概念都没有，只有崇祯等少数人通过沈浪带来的书籍和史料有所了解。
综合对比之下，沈浪觉得大明改革的成功率比在清末要大得多，所以在大明一些内患大部平定的情况下，便开始着手实施了。
可没想到，还是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骚乱。
潜伏在两京和各省的锦衣卫通过无线电，不时的将各种情况反馈给在应天府的沈浪和在京师的崇祯。
然后，沈浪和崇祯又针对这些消息再进一步沟通，看如何消除这些阻力。
两人也进行了明确分工，北方由崇祯负责，南方则由沈浪亲自坐阵。
改革已经启动，势在必行，不会因为某些人的意志而转移的。
一味的说教肯定是行不通的，一场巨大的变革少不了流血牺牲，沈浪也早就做好了这种准备，这也是他一直留在应天府的主要原因。
能够配合朝廷全力推行改革的人员，大力褒奖并重用。
对于一些不执行改革命令，甚至是阻挠的官员，直接革职查办，严重者下狱，甚至是处死。
那些公然闹事，煽动的人员，一律抓捕和镇压。
若是组织武装公然反抗的，则以叛国罪论处，全部剿灭。
一时间，相对稳定的南方也陷入到了各种动荡之中，甚至远超于当初沈浪率军南下平定监国朝廷的行动。
福建的郑家、江西广东的一些世家大族，甚至是西南的一些土司都在蠢蠢欲动，因为崇祯新政也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比如福建的郑家，他们的不少利益就是来自海上，朝廷若是放开海禁，就严重的影响到了郑家的海上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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