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湘雅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博士，从业十九年，年均手术量四百余台，其中三、四级手术占比超过百分之七十。发表SCI论文三十余篇，主持国家级课题两项。
这个资历，放在任何一家医院都是科室主任级别的。但在这次会议上，他只能竞争一个二助的位置。
第二个，华西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博士，从业二十二年，年均手术量五百余台，专攻肝胆胰方向，尤其擅长腹腔镜肝切除。
发表SCI论文四十余篇，获省级科技进步奖一项。张凡在他名字后面标注了一个二助优先的记号，然后翻到了下一页。
第三个，齐鲁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博士，从业十七年，年均手术量三百五十台，专攻胃肠肿瘤方向。
张凡看了几眼，觉得这个资历在名单里属于中等偏上的水平，于是在他的名字后面标注了三助的记号。
尼玛张凡都看得有点郁闷了，就有一种满眼全是过了龙门的金色鲤鱼一样。
这样的医生，在这个会议中，只能被安排在三助。尼玛要是放在新西兰，这尼玛就是主任，甚至主任都不够安排，弄不好还要给人家一个副院长，副书籍的头衔。
他一份一份地看下去，看得眉头越皱越紧。名单上的人，随便拉出来一个，都是各省市顶尖医院的中坚力量。
在平时，这些人都是主刀级别的，现在却要为了一个助手的位置争得头破血流。
张凡不光看到的是天才如过江之鲫，还看到了医疗的不均衡。
南方强于北方，北方强于西北，西北尼玛包虫病世界一流！
现在这些都不是张凡考虑的。
四助基本上就是拉钩的，最多再加一个。满打满算，一台手术能容纳的助手不超过六个。而这次会议，计划内的手术演示有五六十台，就算每台都满员配置，也只能容纳三百多人次。
但申请参与的医生，已经超过了一千人。
张凡揉了揉太阳穴，拿起笔，开始做减法。
他先划掉了一批从业年限不足十年的。不是说这些医生水平不行，而是这种高难度的手术演示，需要的是经验丰富的助手，能够在关键时刻理解主刀的意图，甚至预判主刀的下一个动作。
年轻医生上去了，手忙脚乱，反而会影响手术的流畅性。
然后，他又划掉了一批手术量偏低的。外科医生的手艺，是靠一台一台手术喂出来的。年手术量不到两百台的，在常规手术中可能是好手，但面对这种高难度的复杂手术，经验和手感都可能跟不上。
最后，他又划掉了一批专长方向与手术类型不匹配的。比如，一个专攻胃肠肿瘤的医生，去上一台肝门部胆管癌的手术，虽然也能帮上忙，但不是最优配置。
他更倾向于让肝胆方向的医生上肝胆的手术，让胃肠方向的医生上胃肠的手术，这样配合起来更默契。
三轮筛选下来，名单上剩下的人，依然远超实际需求。
张凡盯着名单看了半晌，忽然想到了一个办法。他拿起电话，打给了王红：“王主任，你帮我统计一下，目前已经确定的五十八台手术，分别是什么类型，各需要多少助手。”
王红那边很快传来了数据：五十八台手术中，肝胆胰方向的手术占了三十二台，胃肠方向的手术占了十六台，其余十台是甲状腺、乳腺、疝等其他方向的手术。
按照每台手术配备两名二助、两名三助的标准计算，总共需要二百三十二个助手岗位。
张凡拿着这份数据，重新审视那份名单。他不再试图一次性选出所有人，而是换了一种思路，先确定每台手术的核心助手团队，再由核心助手团队推荐其他助手。
具体来说，每台手术的二助，由主刀专家从名单中挑选；三助和四助，则由二助推荐，主刀专家确认。
这样一来，选择的压力就从张凡一个人身上分散到了各位主刀专家的肩上。
而且，主刀专家对自己的手术风格和需求最了解，由他们来选择助手，搭配起来也更合理。
张凡把这个方案发给了各位主刀专家，不到一个小时，反馈就陆续回来了。
大多数专家都认可这个方案，很快就提交了自己选定的二助名单。张凡核对了一遍，确认没有冲突之后，将最终的名单交给了王红，让她通知到每个人。
这个时候，张凡反而不担心主刀们会走后门。
因为这是把手术的外衣内衣全脱了放在太阳底下暴晒的，几乎业内的各种登都来了。
你有没有全力以赴，你有没有打造出最好的团队，人家一眼就清楚了。
只要你还想在这个行当混，你的手术，你就要打造出标杆，甚至要精益求精的不能让别人有一丝丝的诟病。
名单公布之后，自然是几家欢喜几家愁。被选上的，自然是欣喜若狂；没被选上的，虽有遗憾，但也服气，因为名单上的人，确实都是实力过硬、实至名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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