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之初，太学生不过五十人而已，但至东汉后期，人数则激增到三万，竟在洛阳城内形成了专门的太学区，但即便如此，总体而言，官学的招生面还是很狭窄的。
太学生因官吏推荐而得入学，多为贵族子弟，只有少量出身贫寒者虽然财产不丰，但考其家世，其实也未必低了；至于四姓小侯学，那更不用说了，向来只招收樊、郭、阴、马四家子弟没办法，因为就是这四家出资创建的呀。
说白了，中央官学主要招收贵族、官宦子弟，而即便地方官学，也不是对普通平头百姓开放的。因此逮至汉末，私学乃再度大兴，招生面广，以此填补官学的空缺。比如说郑玄在高密授课，贩夫走卒皆任其听讲；卢植在涿县，靠着织席贩屦为生的刘备都能拜入门下，由此即可得见一斑。
然而汉末『乱』世，不但遏阻了私学的发展，就连官学亦受到极大冲击。西晋初期的太学，规模比之东汉缩减了数十倍不止，但仍在其上增设国子学；到了惠帝元康三年，明确规定唯五品官以上子弟准入国子学，五品官以下子弟准入太学，就此学校成为了官宦子弟的禁脔，世家门阀更在教育上都享有特权。至于地方官学，寥寥无几，始终都没能兴盛起来。
原因很简单，理论上官学生都是公费的，只招收少量自费生，则当社稷紊『乱』，国家财政也濒临崩溃的时候，谁还有钱去搞教育啊。至于世家门阀，他们可以在自家内部搞族学嘛，自然也不肯掏钱出来资助公家。
裴该一心想要打破世族门阀对教育的垄断，唯此才能将更多寒门才俊吸纳进体系中来，扩大和稳固统治基础。想要扶持寒门，光靠考试制度是不够的，因为在缺乏足够教育资源的前提下，寒门庶族的文化水平普遍比世家子弟为低，就算总量庞大，沙中淘金，究竟能出几个人才呢？
裴该的用人理念基本上模仿曹『操』，主张不论身份高低，“唯才是举”，自不可能无条件地倾向于寒门，甚至于宁要寒门的草，不要世家的苗……
故此当关中政局大致稳定之后，他就耐着『性』子与群僚商议，尤其跟度部掾柳子高打擂台，又向郁翎等商贾贷款，好不容易才挤出了一笔教育经费来。虽说此前就要求雍州各郡国皆设郡学，如今这一政策也扩大到了秦州，但终究地方财政困难，就算应命，真把学校建起来，也不过虚应故事而已。裴该不打算把这笔教育经费普散地方肯定不知道被挪作何用了就计划着在长安城内，建一所规模较大的学堂，普招雍、秦、凉、梁四州子弟。
对，也包括梁州，虽然目前只有一个汉中郡为周访所据，但就理论上而言，也算是潼关以西，是他行台执掌之地。
学校的硬件设备好解决，长安城内本来就有很多空房子，随便挑几套相邻的，前后打通便可。况且裴该还“发明”了雕版印刷术那玩意儿原理很简单，此前他不过三言两语，大致描述一番，徐渝很快就领着工匠们给搞出来了，与之相比，反倒是改良造纸术难度更大先用《姓氏志》和《百家姓》开路，随即便大量印刷五经。
但是学校的软件却比较烦难，最关键的你得先有老师啊。
其实老师也不是太难找，就目前而言，裴该还不打算搞国民教育，他也没有那个精神头儿，教材仍用儒家那一套便可，那么很多关西士人，也包括旧日官僚，裴该与之相谈，觉得毫无才具，唯能死读书的，就都可以往学校里塞。然而老师一大群，还必须得找一个有本事，有名望，镇得住场子的老先生来当校长，这事才算四面俱光。
自然而然地，裴该便想到了董景道。虽说董景道在当世为大儒，真搁到儒学史上，连浪花都翻不起一朵来裴该前世就几乎未闻其名但『乱』世之中，关西虽大，也就只有他一人差堪任用了。况且据裴嶷所说，董老先生“《三礼》之义，唯尊郑氏”。
其实裴该对于历朝历代的儒学派别，并无研究，也不大分得出优劣高下来。他光知道儒自董仲舒为一变，毫无节『操』地迎合统治阶级；到魏晋又一变，化为玄学，也就是沿着董老夫子的神叨叨愈行愈远；唐儒复归人事，宋儒化为理学，从此之后，这辆破车就越行越散架，终于彻底固化了国民思想，走向社会的反动面……
但就同一时期，儒学各派孰高孰下，裴该多半分不出好赖当然啦，基于对理学的厌恶，他感觉南宋之时，浙学为上，虽说浙学和理学究竟有啥区别，他其实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
然而他知道，在这魏晋之际，主要的儒学流派就是王学和郑学，而且基本上郑学被王学按在地上摩擦，究其根由，王学的始祖王肃是司马昭的岳父啊，自然有官方给他撑腰。虽然仍为晋臣，但鉴于原本历史上西晋之亡和东晋之衰，裴该暗中秉持着一条原则，那就是：凡司马家提倡的，我就一定要反对，即便表面上不便表示异议，也一定要暗中设法，给他掀个底儿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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