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晏平相交之际，北方连番大战，局势瞬息万变，相比之下，长江以南则貌似要太平得多了。
杜弢、杜曾、王冲、胡亢等部叛军皆已为陶侃、周访、甘卓、应詹等将陆续讨平，荆、湘、交、广，局面渐趋稳定，山贼、流寇虽仍不少，却全无攻城掠邑之力，不过癣疥之患罢了。
其实细说起来，杜弢乃流民首领，胡亢等则是藩镇旧将，全为中原大『乱』，百姓流离，始得趁势而起。等到河、淮之间，政权稳固，就连原本徘徊在江上的北方流民，也少数被南方吸纳，多数为裴该、祖逖等人陆续招抚，或者押解还乡，就此失去了造『乱』的土壤，江南自然也便日益平静下来。
然而这平静只是表象罢了，其实百尺水下，暗流汹涌。
其主要原因就是丹阳王司马睿信任刁协、刘隗二人，逐渐疏远了原本的谋主王导。司马睿虽说本身没什么本事，而且为人忠厚，但他在骨子里却是更偏向于法制的，或者可以说，算是儒家的激进派，由此刁、刘之辈才能跟他臭味相投，得到重用；王导则属于儒家的稳健派，遂渐为司马睿所不喜。
两者的区别，大致说起来，激进派主张中央集权，致力于打压私门，为此而手段强硬、用法苛碎；稳健派则主张以世家大族来拱护中央，简政宽刑，以稳定为第一要务。就司马家本身世传的政治倾向而言，是偏向于前者的，司马睿也算是不背祖宗之教；但就时流来说，则普遍偏向于后者，因为世家膨胀乃必然趋势，就连司马家也阻止不了……
想当初刘隗跑了趟长安，得到裴该的支持，也就等于得到了朝廷的支持，返归江左之后，便援引刁协，一改王导、顾荣等人的旧政。但是刁玄亮此前并不显山『露』水，等到一朝权在手，却比刘隗更加激进，不久前竟然建议司马睿，要把江南诸州的僮客全都恢复良民身份。
江左大户，本就富有田产，将很多编户齐民纳为自家奴婢，或者依附农户；等到中原大『乱』，世族南迁，不但大肆圈占土地，把原本土着大户没能搞破产的那些农户，也都陆陆续续诱引进自家庄园之中，继而北伧南貉同心协力，把南渡的流民也都吃了个七七八八……
不久前刘隗主持梳理户口，清理土地，整顿贡赋，竟愕然发现，登记在册的良家，竟不足武帝时期的三成！这个问题可就严重了，如今司马睿虽然总督江南六州，但土地都是豪门的，士兵都是各家家丁，他没兵没粮，就连自家幕府属吏都快发不出工资来啦！
按照刘隗的意见，应当与王导、王敦等人商议，继续打压江南土着——先拉一帮，打一帮。但刁协却嫌他的手段太过软弱，见效必然迟缓，主张即刻下令，将依附农户全都释放为平民。
刁玄亮说了：“今大司马收复平阳，几殄灭胡贼，羯奴虽在襄国僭号，料亦不能长久。国家终将定而为一，到时候朝廷必问大王江南之事。则若大王于江南唯垂拱而已，却使豪门坐大，赋税难出，朝廷又将如何看待大王啊？倘若以此为借口，罢大王六州都督之任，犹无可怨；若趁机削大王爵、减大王封，如何是好？”
王导听说此事，当场就急了，匆匆跑去劝谏司马睿，却被刁协当场给骂了出去。
刁玄亮生『性』强悍，向来崇上抑下，常借酒醉之机凌辱同僚，则王导虽然名位不堕，却基本上靠边儿站了，刁协又岂肯轻易假之以辞『色』啊？
王茂弘不禁黯然，回来就跟同族、亲眷们商议，说象刁协这种搞法，江南非大『乱』不可，怕是很快就会恢复到大王初渡前的混『乱』局面啦。到时候朝廷若责问起来，刁、刘固然难辞其咎，可是咱们王家的产业怕也会因此遭受严重破坏啊——如之奈何？
其子王悦就说了：“儿子不恭——我家至于今日，皆为庾元规所害也！”
其实他想说这都是老爹你行差踏错之故，但终究为人子而不便言父之过，所以才把责任全推到了庾亮身上。
其实说白了，琅琊王氏地位的逐渐降低，根由很简单，那就是——恶了裴氏。
裴、王两家原本世代联姻，关系很好，但裴该南渡之后，王导表面上亲近他，实际却处处提防。这是因为裴氏的家门，本比王氏要高，且司马睿礼敬裴妃，又打算重用裴该，这就必然会导致王氏的侧目——南渡侨客，领袖只能有一家，岂能容裴、王共执权柄呢？
裴该自然一心北伐，恢复中原，但是燕雀不知鸿鹄之志，王家人压根儿理解不了，他们以后事前推，只会觉得：全怪咱们当初压制裴文约，不使其遽掌大权，所以他才恼怒而北渡，跑徐州自立山头去了。
王导最初的想法，裴该在徐州未必能够站稳脚跟，恐怕迟早会被贼寇给打回来。彼若归还，战败之将，何敢言勇啊？我就方便收服他啦。而若裴该咬牙硬挺着不归，其根基亦不过江淮之间而已，不会动摇我王氏的权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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