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官位，在圣元大陆，虽然不算很大，但意义却是非同一般。
京官离子太近，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人际关系盘根错节。
在初始位面，有篇十分有名的古文，名为《阿房宫赋》，这篇文章内，将这种关系形容的十分巧妙，文中：“各抱地势，钩心斗角。”
这一句话，其实有着双重意义，表面上是在描写建筑物，但用在人事方面，也是惟妙惟肖。
阿房宫是皇宫，自然地处京城。
从大诗人杜牧文中的这八个字，也能从侧面明，京官难当。
那么京官为什么难当呢？
其一，京城的官多如牛毛。
圣元大陆，大秦帝国的官职，和初始位面的古代差不多，也是九品十八级。
当然了，除了九品十八级官职之外，还有不入流的官职，以及达到超品、能够世袭爵位的勋贵。
这些多官员，聚在京城，互相之间都有交情、利益来往。
不超品的，就算是一些品级较低的，也不一定得罪不起的。
用现代的话来讲，京城在大街上，随便碰上一位体面一点儿的人，不是局座，就是处座……至于科级官员，那就提不上台面了，出来，怪丢饶。
其二，头头太多，不知该听谁的。
官多了，分工又不科学、不明确，那么到底听谁的，就成了问题。
古代可不比现代，现代的公务员虽然多，但自己该管那一块，做哪些工作，还是分的比较清楚的。
但古代不同，古代很多部门的职责，是严重重合的。
圣元大陆的有没有像大赵宫廷那样冗官问题出现，这个暂且不提。
就有了这么多部门，又有这么多勋贵。一个的京官，在京城之中，除了要听自己顶头上司的，还要听一些权势比较大的侯爷、公爷、外戚、皇子皇孙的，更要听皇帝的。
这些人中，无论是上官，还是勋贵皇族，一个京官，都吃罪不起，若是他们之间的利益起了冲突，一个京官，夹在中间，更是难办。
以上两点，是每个京官，几乎都会碰到的现象。
除了上面两点，还有一些私底下的问题，也让京官们头疼。
比如，住房问题。
大秦帝国的京官，在住宿方面，上不享有补贴。
除了个别人享有皇帝的赐第外，京官解决住房问题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自建或者自购，二是租房。
起第一点，京宫中确实有一些人，家境富裕，在城中拥有自己的宅邸。
然而这种情况，属于较为少见的一类。
人们都现在京城的房价高，其实古代的也不低。
不低到，就算是当官的，也很难有那么雄厚的经济实力，在京城购买一套属于自己的宅院。
所以，比起上面提到的第一种方式，很显然第二种方式，更适合大多数京官的生活状况。
因为京官流动性很大，不断有人升转外放，或年迈返籍；又经常有父母去世、须回籍守制者，在京城一住数十年的人不多。
另外，京城有大量会馆和民居房屋常年专事出租。从供需两方面来看，租房都是最佳的选择。
京官租房的第一个特点是要求住宅表面的体面。
身为朝廷命官，住宅须配得上官制威仪，因此自然不能蜗居斗室。
所以京官们虽然穷困潦倒，却多租住大宅，至少要一套像样的四合院，讲求宽敞气派。如果条件许可，带有花园的宅子最受欢迎。
京官租房的第二个特点是周转率高。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当然是因为三年一度的会试，朝廷大比选拔人才，使城中的房屋租主保持着周期性的流动。
与此同时，随着仕途迁转，官员经常更换办公地点，收入水平也会随官位升迁而升高，因此对住房的要求也发生变化。
举个初始位面的例子，牛逼哄哄的曾国藩。
在京城十三年间，总计搬家八次。
其中仅道光二十年就换了五次住处。
总的趋势是居住条件越来越好，租金也从月租四千文到八千文、十千文直至三十千文，不断上涨。
具体在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一至七月，住在棉花六条胡同，月租八千文。八月搬至绳匠胡同，月租十千文。全年房租和搬家装修费用，共花去白银97.87两。
曾国藩入京为官之初，每年法定收入129.95两，每年最大的支出是基本生活支出，其次是社交和住房。
以道光二十一年为例，曾国藩的赤字为478.51两。
一代牛人曾国藩尚且如此，普通京官的境况又该如何，这并不难想象。
总结一下。
于私，京官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如果不贪，如果家境本身不是特别宽裕，那么他们在京城的生活，过的必然不会如表面那么光鲜。
于公，上司太多，束缚也多，若是没有一个英明神武的皇帝镇压一切牛鬼蛇神，这些官员根本无法放开手脚，施展自己的抱负。
大秦帝国，从前几代开始，皇帝就一个比一个昏庸，到了嬴稷这一代，他差不多已经是一个只知道享乐的纨绔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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