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马西平越发放松起来。
卡马西平：“关于你向谢尔顿先生索取有关向苏联外交使团射击事件的情报时，你是否说过，如果他提供情报，那么你就永远不会在任何审判过程中传唤他出庭作证，或者揭露他告密者的面目？”
桑托：“是谢尔顿先生自愿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的”。
事实上，录音内容这种情况下对他说过，如果谢尔顿提供那方面的情报，就永远不会在任何审判中传唤他出庭作证，或揭露他的告密者面目。
当录音内容会不容置疑地显示，谢尔顿并不是“自愿”把这情报告诉他的。
桑托在录音带中好几手段来给犹豫不决的谢尔顿施压，只是在桑托反复承诺不会暴露他是情报来源后，才得到这个情报。
桑托越来越深地陷入卡马西平设下的陷阱里去。
他接二连三地扯谎。他当然知道这对那个问回答都是假的，但他并不认为我们能够证明这些回答是假的。
甚至在厅间短暂休息是时，他向茜莱瑞自我吹嘘，他对付交叉质证是多么得心应手：“嘿你看这个卡马西平，你的头儿，如果在课堂上他大概是最好的僵尸，可他一点不懂怎么向一个警察质证。虽然我是意大利人但，这个精明的犹太佬可没法从我这儿占到便宜！”
第二阶段完全达到了目的：桑托已经完全踏入陷阱了。
此刻所罗门要求短暂休庭。
重新开庭后，卡马西平朝讲台走去，手里拿着一个录音记录抄件夹子。
这是质证第三阶段的重要道具。
这当儿，巴赫鲁扬把几盘录音带放到律师坐的桌子上。
由于害怕检方方面可能狗急跳墙会要求当众没收这些带子，从而弄清这些带子上竟录了些什么。
巴赫鲁扬把真正的录音带放在公文箱里，而把一些录有音乐的带子放在桌上。
甚至在讨论应放什么性质的音乐带也引起了争议，巴赫鲁扬想放“诸神的黄昏”。
可谢尔顿坚决反对任何一种瓦格纳的乐曲，原因是瓦格纳是希特勒最喜欢的古典音乐家。
最后爱德华亲自拍板的是各种版本的《波西米亚狂想曲》，当然封面上写着《录音》二字。
卡马西平请求法政府的庭准许他在继续对桑托进行质证时引用后者的“污言秽语”。
阿诺德法官庄严地回答说，他的一贯做法是，“实际上怎么说的就怎么引用”。
这个说法立刻引起法庭里听众一片嗤嗤的笑声。
(卡马西平夫人也旁听了这次开庭，她后来痛责卡马西平未经她同意就用下流语言，这是不符合犹太教义的！）
卡马西平开始出击了，他问桑托，是否“曾经与谢尔顿·谢尔顿有过如下对话：”
“你（谢尔顿）不会因这两个案子被判刑，如果你说出来这是我说的，我就会否认，我会在一天晚上找到你，我要用车轱辘把你碾个稀巴烂。”
桑托没有明白正在发生事情的性质，依然选择矢口否认。
桑托答：“不，先生，我否认。”
卡马西平问：“你肯定你从未说过用车把他碾死之类的话吗?”
答：“我从未说过这类话。”
卡马西平继续进逼：“你是否说过如下言论‘要是我告诉你什么，要是你敢糊弄我，要是你暗地里使坏，我就要你小狗日的脑袋开花’”
桑托开始用不那么肯定的口气回答：“我不认为我发表过这样的言论。”
类似的质证问答在继续。
显然卡马西平引用的都是曾经出现在录音中的，桑托说过的话。
可能他一开始忘了，但随着“提示”逐渐增多，桑托的似乎回忆起来不少事情。
慢慢地，他开始溃败，原本满不在乎的神情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脸色苍白，甚至要求喝水。
然而握着杯子的手在颤抖，差点把那杯水泼在地上。
此时，美国联邦助理检察所罗门·布隆海姆用连续不断的抗议打断卡马西平的质证。目的很明确他想给桑托争取足够多的时候来明白他自身所处的困境，并琢磨推敲如何来回答质证。
然而，这都被阿诺德法官否决了。
桑托很机灵，虽然处于不利境地，但也明白了所罗门的意思。
“对那个问题我唯一可以说的是，律师，我有时会用那样的语言…”
桑托的语调也开始变，他充满自信的否认逐渐消散。
而卡马西平依然多多逼逼，毕竟偷录磁带中的信息太多了，于是桑托回答开始变得模糊含混，很多地方他都说记不清。
诸如：
“我不记得了，但是听起来像是有那么回事儿似的”
“我很可能说过谈话的录类似的话”
“为了跟告密者搞好关系我很可能说过类似的话。”
现在法庭上所有人都越来越清楚，辩方律师手里有录音带，足以证明桑托在以前的证词不可靠！
而伯特·维茨莱本则有意无意的轻轻敲击着桌子上的磁带，这也是心理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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