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刘伯升、刘秀兄弟起兵以来，天下诸侯并起而立，刘秀最终能够脱颖而出，实在是侥天之大幸。当时天下的大型诸侯势力就多达十四家，所以很多人在评价光武中兴之时都认为，刘秀创业的艰难程度要远远比当年汉高祖斩白蛇起义苦难得多。
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具有典型的特征，那就是强烈的地方主义，比汉斯在《汉朝的中兴》一文中说道：“光武帝刘秀的胜利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他家乡南阳郡的胜利。通过他，来自南阳的人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期中取得并保持显赫的地位。这个动乱年代中的另一个特征是缺乏革命目标，没有证据能说明，斗争的任何一方被革命的目标所推动，或者任何领袖设法推翻由帝皇统治的公认的制度。当赤眉军在中国流窜以及头目们与南阳绅士在更始帝治下对抗时，所反映的并不是一场阶级斗争。不论他们的背景如何，他们都接受现存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他们只是为争夺这个秩序中的统治权而进行斗争。”
最终刘秀成功地成为掌握天下神器的九五至尊，开始了他一系列改造这个千疮百孔的帝国的计划。总的来说，他的这些措施都是积极可取的，自新莽大乱开始，持续了二十余年的战争，百姓生灵涂炭，四海之内哀鸿遍野。为了使饱经战乱的中原之地尽快恢复和发展，刘秀与民休息，不轻言战事，在建武六年（公元30年），还下诏恢复西汉前期三十税一的赋制。
经过二十年左右的休息，东汉王国不断强盛，已经具备了重新征战四方的实力。
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功臣扬虚侯马武与朗陵侯臧宫上书光武帝：请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际发兵将其击灭。刘秀半生戎马，多半是出于无奈，天下好不容易得享太平，刘秀体恤百姓疾苦，自然不会改变自己与民休息的国家大计，所以拒绝了攻打匈奴要求。
与此同时，刘秀连续下达了六道释放奴婢的命令，使得战乱之后大量土地荒芜而人口又不足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也使得自西汉末年以来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奴婢的问题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除此以外，刘秀还大力裁撤官吏，合并郡县。极大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不久，中原大地便重新焕发生机，帝国在刘秀的治理之下，人民的生活水平蒸蒸日上。
新旧交替，改变的不止是平民百姓，就连那些曾经显赫一方的王侯将相也已经山河换色。新莽政权所封的人可以不管，但刘秀为西汉皇族后裔，秉持重兴汉室的旗帜，自然要面临如何处理前朝汉室后裔封地的问题。最终，刘秀决意寻找西汉王朝的后裔，为其封王封侯，只是战乱之下，岂有完卵？大部分旧王侯如石沉大海，刘秀只能为刘氏宗亲和汉室功臣封侯拜将。
光武帝刘秀鉴于西汉前期三公权重、权柄下移的状况，虽设三公之位，却把一切行政大权归之于设在中朝由皇帝直接指挥的尚书台。同时，他还以优待功臣贵戚为名，赐以爵位田宅，高官厚禄，而摘除其军政大权。其实质是将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中。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在对诸王国的问题上，光武帝刘秀亦做出了一系列出于巩固权柄的动作。
在西汉，历代皇帝的儿子除太子外，都会被封为王，并有自己的封地。例如早在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就有二十三个这样的王国存在。为了获取旧贵族王侯对于其政治军事的支持，光武帝刘秀最初恢复了许多旧王国，并为自己的亲族另设七个新王国。到了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有三个王国的国王死去，其国名便被废除。随着内战的结束，光武帝刘秀终于可以不用前皇室的支持进行统治，次年，刘秀便废除了所有的国，并把它们的王降为侯。这之中，有三个例外：其一自然是刘秀的养父刘良，此外便是已故刘秀的大哥刘伯升的两个儿子，即刘章和刘兴。
在解决封国问题的同时，刘秀也着手处理地方豪强势大的威胁，到了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天下豪强土地兼并的问题日渐严重，威胁皇权的稳固和百姓的安居乐业。这一年，光武帝刘秀下令，要求各郡县丈量土地，核实户口，作为纠正垦田、人口和赋税的根据。
这极大地损害了四方豪强的既得利益，一剂猛药下去，各地豪强纷纷表示反对。刘秀遂决定“杀鸡儆猴”。下令将度田不实的河南尹张汲及其他诸郡太守十余人处死，并表示要严厉追查下去。各地豪强大姓纷纷担心，刘秀会对自己动手，于是，他们决定先下手为强，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反抗，有甚者，某些地区竟然爆发了武装叛乱。其中以青、徐、幽、冀四州最严重。
刘秀见此，知道自己触动了天下豪强的禁脔，为了继续维护自己的统治，他不得已做出让步，此事只有不了了之了。但是，度田因各项政策措施，都不同程度地在各地有所实行，为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得垦田和人口都有大幅度的增加，从而奠定了东汉前期八十年间国家强盛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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