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荷兰东印度公司就曾经颁布过相关法令：只要愿意来殖民地定居的华人，每个人或者以户为单位，公司会无偿地提供土地和粮食农具等等，以此来鼓励汉人们背井离乡从大清的治下移民到东南亚荷兰人控制下的爪哇、苏门答腊、加里曼丹等南洋地区。
在欧洲人的扶持下，华人们通常拥有高于本地土着的社会地位和身份，比如在荷兰殖民地的一些基层**管理岗位、商业手工业和各类庄园的中层、基层管理阶层，多数都由华人来担任。
久而久之，欧洲人让华人在南洋的殖民地里逐渐成为了一个身份地位高于本地土着，同时还掌握着不俗经济实力的华人中间阶层。
当然了，欧洲人在统治南洋的后期也时不时的排挤警惕华人，甚至屠杀华人，但从历史主流上看，从某种程度上讲，应该说是欧洲人与华人在合作开发南洋地区，这种合作状态虽然时不时的有一些曲折和波折，但是在三百多年的殖民地历史中，基本上是贯穿始终的。
当然了，毋庸讳言，合作开发的另外一层意思是：这两伙“外人”，难免会一起合作去统治、排挤甚至欺负当地的土着人群。
然而，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当几百年后，欧洲殖民体系逐渐崩溃，西方殖民者最终离开南洋后，各个殖民地独立的独立，自治的自治，离开的前欧洲人把政权交到了土着人手里，而不是同样是外来户的华人群体手里，于是土着人突然掌握政权了。
这也是为什么在旧世界的历史上，接踵而来的就是当地人歧视排挤甚至屠杀华人，让华人在南洋渐渐变成二等公民的原因之一。
深究其历史根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去那些历史恩怨。
说穿了，在土着人眼里，以前华人跟西洋人是合作者的关系，一个是老板，一个是工头，而这群土着就是苦力，但后来这个合作者兼保护伞突然撤离了，那么稍微想一下就能明白，当苦力们翻身做主人的时候，失去老板的工头们还会有好日子过吗？
用一个不算恰当但也算直接明了的比喻说，因为在当地人眼里，华人同样是外来户，而且过去还曾经是洋人们的“狗腿子”，有着比土着高阶的社会地位，过着普遍比土着优越的生活。
如今好了，咱们独立了，咸鱼翻身取得了政权，掌握了刀把子，如今“洋鬼子”走了，剩下了“二鬼子”，而且还是一群富得流油的“二鬼子”，不拿你们当肥羊宰？才怪！
加上华人们虽然挣钱创业的能力一流，但有一说一，确实是普遍缺乏政治头脑，也对这些事情不感兴趣，他们只是一门心思的挣钱养家传宗接代，普遍的心态是家族第一，家庭第一，缺乏整体意识，习惯于只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
再加上历史的上的原因，当西方人在离开南洋的时候，确实没有把政权交给过去的“工头”——华人群体，而是直接交还给了当地土着人。
所以，当欧洲人离开南洋时，在整个南洋的华人群体中，除了少数看透了的聪明人，在欧洲人离开南洋时也变卖家财跟着人家去了欧洲的以外，大多数华人仍然懵懵懂懂地怀着侥幸心理，继续呆在本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
然而，南洋的华人们再也没有什么安稳小日子了，这个群体在遍布南洋的各种“独立运动”中，迅速沦为二等公民，成为掌握了政权的土着人眼中的肥羊，任人宰割，在旧世界的近代历史时期，这个群体遭受到了非常多的苦难。
当然了，在殖民南洋的欧洲人当中，还是有一个比较奇葩的例外，那就是西班牙人。
在欧洲的历史上，那些常年战斗在伊比利亚半岛上，艰苦战斗在抵抗新月旗帜最前线的西班牙人，其宗教情怀是常常爆棚的。
其实也难怪人家这样，毕竟如果宗教情怀不爆棚的话，那就没有战斗力和牺牲精神了，真要是那样的话，欧洲西南端的伊比利亚半岛的地方很可能就会变成新月绿旗的天下，往后，说不定新月的旗帜还会翻越比利牛斯山，把新月旗插到塞纳河畔都难说。于是在西欧肯定就再也看不到高耸入云的教堂尖顶和十字架了。
也正是因为宗教的原因，貌似西班牙人从一开始就不太喜欢华人，因为华人们除了喜欢勤劳地挣钱、然后传宗接代光宗耀祖以外，好像并没有什么坚实的信仰。
在西班牙人眼里，这个群体哪怕有一些“可笑的，近乎迷信”的所谓信仰，那也是非常功利性的，比如信观音是为了求儿子，信妈祖是为了保平安，信灶王爷是为了贿赂他不要上天到玉皇大帝面前告发自家里的龌蹉事等等。
而且这群人十分的封闭，家族和圈子观念非常之浓厚，对于西班牙人而言，这群人说着谁也听不懂的语言，保持着与外人格格不入的风俗，有钱了也不在当地投资，总是把钱带回老家，人死了，必须要落叶归根，哪怕老家在万里之外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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