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田水利法内容：鼓励垦荒，兴修水利，兴修水利的费用，由当地住户按贫富等级高下出资，也可向州县政府贷款。作用：水利工程广为修建，保证了灌既；耕地面积增加，农业生产发展，政府税收增加。
弊病也很明显，首先是兴修水利数量逐渐成为官员政绩考核标准，一些地方官府强制百姓修建水利，加重农民负担。这样的事情应该由官府组织和出资。
市易法内容：在东京设置市易务，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作用：限制大商人对市场的控制，有利于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也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最大的问题还是为了什么目的，本来是平抑价格辅助弱小为目的，却变成如同盐铁茶官营取利，本质上成为利用官府的庞大势力，与民争利。
均输法内容：设立发运使，掌握东南六路生产情况和政府与宫廷的需要情况，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统一收购和运输。作用：降低国家支出，减轻了纳税户的额外负担，限制了富商大贾对市场的操纵和对民众的盘剥，便利了市民生活。弊病：这些潜在的作用，由于急功近利和用人不当，基本上没有得到实现，反而引发了多种矛盾，比如花石纲，全国养一城。
强兵之法北宋政府奉行养兵政策，士兵多但良莠不齐；集中军权、更戍法，直接削弱了军队战斗力。
将不识兵、将无常兵、将帅指挥受制太多，不能灵活作战，士兵经常换防，缺乏训练，素质低下。这些措施都是日常管理上的改进，本该如此，不用强调使用变法手段。
保甲法内容：将乡村民户加以编制，十家为一保，民户家有两丁以上抽一丁为保丁，农闲时集中，接受军事训练。作用：加强对农村的统治，维护农村社会治安，也提供了军事储备。同时，这个制度也在推行青苗法中提到担保左右，富户和贫户搭配，富户为贫户提供青苗借款的经济担保，还款失约，往往造成提同在一个保甲里的富户破产。
裁兵法内容：整顿厢军及禁军，规定士兵五十岁后必须退役。测试士兵，禁军不合格者改为厢军，厢军不合格者改为民籍。潜在作用：提高军队士兵素质。问题上，这措施只是将不合格的兵丁换个地方，而不是真正让士兵强大。
将兵法（又叫置将法）内容：废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用逐渐推广的办法，把各路的驻军分为若干单位，每单位置将与副将一人，专门负责本单位军队的训练，以提高军队素质。作用：改变了兵将分离的局面，加强了军队战斗力。不过，在最关键的级别上，没有什么改变，而军队的行动，哪怕是战争时期，也必须派遣军官领导，而且他们基本都是文官，这个却没有任何改变。还有，那些军官都受皇上的直接指挥。即使瞎猫碰死耗子他们懂得军事，他们整天混在皇宫里，他们知道敌情吗？不过，这个改变总归好过不改。
保马法内容：将原来由政府的牧马监养马，改为由保甲民户养马。保甲户自愿养马，可由政府给以监马或者给钱自行购买，并可以免除部分赋税。不久废止，改行民牧制度。作用：马匹的质量和数量提高；政府节省了大量养马费用。这个存粹是胡闹。高质量战马必须集中饲养，个体农民即使有人能养好，也不能保证质量一样，参差不齐，如何上战场。
军器监法内容：监督制造兵器，严格管理，提高武器质量。作用：武器生产量增加，质量也有所改善。这个更是瞎胡闹，质量无法保证，任何秘密都无法保持
取士之法，王安石在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体制改革的同时，也非常关注人才的选拔、培养和使用，主要是为变法造舆论。主要有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惟才用人这三个具体措施。这个方面的变法，应该是范仲淹变法的继续。其中有改革科举制度，内容：颁布贡举法，废除明经科，而进士科的考试则以经义和策论为主，并增加法科。作用：把科举的立足点放在选拔具有经纶济世之志和真才实学的天平上，扩大考选名额。还有整顿太学，施行三舍法，实行分上、中、下三班不同程度进行教学的太学三舍法制度。
以学校的平日考核来取代科举考试，太学生成绩优异者不经过科举考试可直接为官；同时，提举经义局，修撰儒家经典，编纂《三经新义》；设置武学、医学、律学专科学校，培养专门人才。最后是惟才用人。重视对中下级官员的提拔和任用，使许多低级官员和下层士大夫得到发挥才干的机会。主要是为了变法的需要，王安石任用不少有才无德的人，这也导致变法失败从用人失败开始。
二、变法涉及哪些制度，是不是针对现有制度的改变，还是新增加的法度，试图补全原有制度的缺陷
（一）庆利新政从庆历三年（1043年），实行了一年，便告终结。从真宗开始，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体制已经确立，这是我国古代皇帝制度下最为民主的体制。士大夫的言论比较自由，他们多是通过科举考试的公平竞争成为进士之后，进入仕途。国家实行治法，一切依法行事，皇帝也不能例外。监察制度比较完善，中央台谏官的权力相当大，可以弹劾包括宰相在内的各级官员，可以监督皇帝的违法行为。赵宋立国至范仲淹变法共历八十余年，八十年间宋朝中央集权统治而出现全面危机，冗官、冗兵、冗费导致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范仲淹认为政治的腐败是北宋贫弱的根源。当时北宋“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帜。”要使国家摆脱危机，臻于富强，必须“择吏为先”。这是一切改革的基础。所谓，“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庆历新政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经济等领域，宋仁宗在庆历三年（1043年），分别任用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担任了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谏官等职务，并“为之开天章阁”，责成他们在政治上有所更张，以“兴致太平”。为此，范仲淹提出了十项政见，为变法张本：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择长官”；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减谣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得答皇帝信任而实行，“天子方信向仲淹，悉采用之。”可以看出，范仲淹的十事中，前五项属于整顿吏治，后三项属于富强国家的问题，最后两项是为了保证政策能够顺利地实施。结果，这次改革尝试遭到守旧大臣的反对，宋仁宗的支持也很不坚定，结果没有出现什么成功就无疾而终。如此惨澹收兵，自然也没有什么造成重大影响。因为变法主将范仲淹极富同情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使他成为大家接受的圣贤、作人的楷模而让他的施政主张也随之被人接受。但是他的想法不错，政治上却没有足够的能力，软弱而低能。他虽然被仁宗重用推到变法主导人地位，实际上并不具备领导变法能力。他实际上对这些极为复杂的政治旋涡，采取的态度是一个因循守旧的士大夫的典型态度，远嫌避怨，难进易退，忠直而迂腐，简单而少权变，总之是一个有原则的老好人。庆历新政一开始便受到反对派的攻击，虽然仁宗表示依然信任他，范仲淹还是感到压力很大，他在反对派的诽谤诬陷面前怕了，退缩了。新法颁布后，他不敢挺身施行，而是渐渐因循姑息，不敢建明大事。主将畏葸不前，令许多热心的拥护者心灰意冷。范仲淹害怕祸患及于自身，因此不安于朝，随即乞罢政事，要求外放，放弃了对变法的领导。反对派穷追不舍，朋党之论更盛，终于导致改革派被贬斥，新法全部废除。顺便说一句，有宋一朝，凡是正直良善的大臣无论文武，都是一受攻击，变挂冠求求，包括岳飞都没少干这种事情；反观那些奸臣，反倒是意志坚定，坚持不懈，稳坐庙堂高位，以至于颠倒黑白，把那些回避责任自身安危放在第一位的人视为高人一等。范仲淹改革以整顿吏治为先，侧重的是官僚制度的改革。他改革的具体措施是依靠选派官员完成特殊使命。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选派了一批精明干练的转运使，到地方上去澄清吏治，自己则坐镇京城里，根据各方面的报告，翻开花名册，对不称职者，每见一人姓名，一笔勾之，以次更易。同时，留意选拔合适人选，既得人，则委逐路自择知州，不任事者，奏罢之，公权择通判人。在这样比较严格考察下，一大批尸位素餐的官员被除了名，一批有才干的人被提拔到了重要的岗位。显而易见，这些施政触动了相关官员一直就得到的利益，遭到他们的激烈反抗。北宋自太祖、太宗就制定了恩养士大夫的国策，扩大了中、高级官员的“恩荫”制度。通过恩荫，每年都有一大批官员子孙获得官衔。但这些官员大多素质低下，无所作为，使得需要他们操作的各级管理职能难以正常运营，同时。大量冗员还加重了宋代的积贫现象。受到影响的人和潜在的同级官员阶层此坚决反对，于是联合起来，对范仲淹等改革派进行诽谤和诬陷，并且愈演愈烈，他们说范仲淹与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结为朋党，这就构成了皇帝最不能容忍的罪状。虽然宋仁宗对朋党之罪可能未必相信，但在反对派如此强大的势力下，他开始动摇了，失去了改革的信心。到庆历五年（1045年）初，同样范仲淹卸责，变法以失败结束。这是一次没有成功的试验。范仲淹目光远大，在吏治问题还不太严重时就抓吏治是正确的，但过于理想化，打击面太大、太急，阻力就大，以致在官员当中无法获得需要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范仲淹自己引退，维护了朝堂秩序的稳定，也没有造成社会动荡不安，随后，出现了庆历之治和嘉祜之治短暂好转，另一方面，问题也在逐步恶化，吏治没有改善，财政逐步出现赤字，引致一场更大的改革，就是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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