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庆历变法本身的基本评判庆历变法的主旨是改进吏治，所以只有范仲淹改革十条中前四条有关，它们分别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根据它们的内容和实质，庆历变法只涉及差派官的选拔和考核以及进入候选官吏的科考途径。可见庆历变法的诉求不是对整个冗官的解决，也就是即使庆历变法获得完全的成功，也没有解决最基本的冗员问题。同时，提高官员的效率和改善后备官吏来源，也并没有针对冗员本身，效率提高，只能说给减少冗员提供了可能。但是从宋朝一开始的职官制度设置，效率就不是重点，重点是互相牵制保证皇室统治的安全，它的各级管辖从京都到地方的分权、文武高度分开，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还有剥夺军职给官给田都是捅一个目的，那些才是宋朝体制的根本，没有可能触及的。所以，庆历变法目的也不是解决三冗，而是提高参与统治的各级官员的执政效率，只有在这个层面才会引起矛盾，但是这个矛盾和惯常的官吏考核是重合的功能，范仲淹没有必要集中在自己手里。他替换的那些渎职官员难道不应该在例行考核中被撤职？这是在智慧上的不足。这些缺点使得变法在小范围内也没有实现变法的目的。而仁宗的动摇、范仲淹的软弱，甚至造成变法根本就没有形成核心力量，焉能不失败。
（二）熙宁变法庆历新政二十六年以后，也就是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了王安石变法。这时候，宋朝之前没有解决的问题日趋严重，北宋的衰颓日甚一日。相比较而言，熙宁初开始出现国库收入下滑现象。熙宁之前的几年，国库这部分已出现赤字，需要内库支助。为了解决问题，王安石在神宗支持下，再一次倡导变法。但是王安石对北宋社会的认识，他的变法的目的却与范仲淹却大相径庭。王安石认为：北宋的主要问题是不会理财，变法应在生财、理财上下功夫。而官吏政治的腐败，不是主要问题。反而应该普遍加俸，厚禄养廉，使官员感受到改革的好处，争取他们支持经济变法，也就是说，他的目的不是解决三冗问题，而是在客观事实杀官扩大了三冗。而本来由于三冗引起的社会矛盾，不但未能受到限制，反而受到怂恿而更加扩大，而且深入到朝堂上，让从皇上到大臣到各级官吏所有人都犬儒其中。
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庆历新政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经济等领域，而熙宁变法则以理财为方今先急，为了增加税赋受人，在制定法规、选用官员方面都将能不能增加收入放在重大位置上。早在嘉右四年（1059年），王安石在写给宋仁宗赵祯的《言事书》中曾经概括地举述了存在于北宋中叶的严重问题，以及造成这种问题的总根源，但是皇上和主政大臣却没有任何反应。直到十年以后的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的变法思想才终于受到了神宗的重视，王安石才聚合吕惠卿、曾布等人，先后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新法。为了保证变法的顺利实施，他们另设一个为新法制定法规的新机构，名称是制置三司条例司。后来在群臣反对下，取消条例司，又将权力转到司农寺。新法以理财为先，主要的目的是富国强兵。主要的措施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均输法、市易法、免役法、保甲法和保马法等法令。这些法规和相应施政，初衷是从生产着眼，减轻小农负担，抑制豪强兼并，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供天下之费。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大贵族大地主的土地兼并，限制了大商人过度的高利贷盘剥，在平均劳役方面取得一定进展，给小农提供了得到改进的生产环境，在短期内和吏治良好的地方，生产得以稳步发展，改善了贫弱状况。在个人性格上，王安石比范仲淹坚强、自信，这导致他把变法推广得更加深远，也坚持了更称时间，带来更深远的影响。他对变法的追求执着而热情。他不为流言所动，更不为攻击谩骂甚至诬陷所屈，一直与守旧势力斗争，同时他面对反对势力的庞大阵营，提出“三不”主张，就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他在用人身上不怕被别人诬为党植，公开排斥政治上的对手，重用意见相同者。反对变法者如吕海、文彦博、冯京、欧阳修等大臣皆被王安石贬黜。对于变法中的动摇分子如吕公着，王安石毫不留情地赶他出去，对于支持变法的中下层官员如吕惠卿、李定等人则大力培植，授予高位。王安石这样做自然受到指责，说他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寰慧少年。正是这些后起之秀帮助王安石推行各项新法。神宗是支持王安石的，但是又惑于纷纷扬扬的谣言。王安石多次上谏神宗，劝他不要为流言所动，劝谏他以先王之正道胜天下流俗，不要相信天象之变，要重视人事，期待神宗将变法进行到底，因此，王安石取得了更显着的效果。与庆历新政中那些尸位素餐、没有能力的冗官和小人不同，反对王安石变法者多数是当时的君子类型官员，甚至连当时赞同范仲淹变法的诸君子，如韩琦、欧阳修、富弼等也反对王安石变法，可见王安石的变法没有众人赞同的基础。以司马光为例，他激烈反对王安石变法，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是比较有品格的一位政治家和史学家。他强烈反对新政，主要是由于二人政见上的不合。而像吕公着、程颢、苏辙这类有品格的文人，最初是支持变法，后来也转而反对变法，这也说明了王安石的变法措施和实行的手段是出现了很多问题的，他们反对王安石变法，是就事论事，而不是政见不合的全面反对。王安石变法以理财为先，没有直接触动到上面所提到的个人层面的利益。王安石所处时代的官员，情形和范仲淹时期差不多，他们会因为触动了他们的利益而反对范仲淹，同样也会因为王安石没有直接触动他们的利益而对变法表示沉默，或者为了做官而支持王安石。此外，王安石变法还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则是他只注重法的推行，不论推行法的是何等样的人品，这就是急功近利所造成的一个必然后果，因为他没有时间准备合适的人才。比如在青苗法的推行中，反对派的理由多就实际人事而言而不是整个法规。比如，州县以多散为功，有钱者不愿借而勒借，患无钱者不易偿，因而不许借，出入之际，吏缘为奸，法不能禁，就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这些推行中的弊端导致了一些原本支持变法的官员转而反对变法，比如吕公着、程颢、苏辙等。而像韩琦这种原本支持范仲淹改革，后却反对王安石的朝官，是因王安石变法聚财的手段不是从官僚、豪强、地主中取得，而是从农工商手中攫取，通过增加农民负担实现的，韩琦正是以为民请命的姿态站在反对新法行列中去的，这样多样化反对王安石的原因，正说明了王安石的变法从设计到执行都是弊端丛生，没有做好最起码的准备。王安石变法，与范仲淹新政比较，触及的是北宋制度的表层问题。所以，能够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得以持续，王安石去政以后，神宗继续维护变法，以后直到北宋灭亡，除了元祜更化的八年之外，都是新法派掌权，都继续走变法之路，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变法的意识，只是在新的一套体系下开始继续尸位素餐。从短期效果来看，王安石的变法确实有一定的效果，帮助北宋暂时改善了积贫积弱的局面，但是也出现了更多的问题，主要是：使原来的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体制遭到严重地破坏，实际上变为皇帝与王安石治天下的新体制，并向皇帝个人专制独裁转化。台谏官由制约皇帝或大臣违法的机构，蜕化为御用工具，这就为权臣的出现敞开了大门。“一道德”，实际上是以思想上的专制主义取代百家争鸣。以是否拥护新法划线，实用主义的用人之道，使蔡京、王黼之流纷纷上台，官场风气空前恶化，贪污腐败同益严重。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然而，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法令颁行不足一年，围绕变法，拥护与反对两派就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及斗争，史称“新旧党争”。御史中丞吕诲控诉王安石变法十大过失，神宗将他贬斥为地方官，王安石举荐吕公着代替其职。韩琦也上疏规劝神宗停止青苗法，在反对派的巨大压力下，神宗打算同意，执政曾公亮、陈升之等乘机附和，王安石虽多方辩驳，神宗仍然认为应听取各方面的建议。随后，王安石称病在家，继而请求辞官归隐。韩绛等规劝，神宗挽留王安石，王安石遂陈数朝廷内外诸官互相依附勾结的情况，进言神宗要不畏流俗，心怀天下。熙宁四年（1071年），开封百姓为逃避保甲，出现自断手腕现象，知府韩维报告朝廷，王安石认为施行新政，士大夫尚且争议纷纷，百姓更容易受到蛊惑。神宗则认为应听取百姓之言。熙宁七年（1074年）春，天大旱，久不雨，朝内外守旧势力以“天变”为借口，又一次掀起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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